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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美国何以兴 苏联何以衰——百年沉浮启示录

December 17, 2019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论是由于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日深,日益休戚相关,还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实际关系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人对外的心态也应该有所变化,也就是应该多一份自信,在奋发图强中更加反躬求诸己。对强于己者,与其乐见其败落,或者从揭人之短中得到满足,不如认真探究其所长,即使不能“拿来”,至少可以举一反三,有所启示。对他人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应采取同样冷静的态度。

——资中筠(摘自《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刚刚过去的100年,对于我们认识当前乃至未来的世界发展趋势,应有所裨益,限于篇幅,本文只想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何以兴;二是苏联何以衰。这两个问题经常萦绕于几乎所有稍微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的心中,也是国际问题研究者、理论工作者焚膏继晷进行探究和存在颇多争议的两个问题。谜面很简单,谜底却极为复杂,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讨。

对发展与平等的追求

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结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二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

关于发展,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已开始,但是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这种发展方式当然不始于20世纪,却是在20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至于平等的要求,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总是向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为等级因而权利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亦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到了20世纪,这种思想向东传播,导致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最后王朝的崩溃。此后在主要的文明大国中,不论还有多少王权和贵族制度的残余,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各种不平等的表现成为正当的权利。但是“发展和平等”二者之间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不平等也空前地尖锐化。无数思想家、政治家和实践者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来解决这种悖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即使成功也是相对的,新的矛盾又在新的水平上出现。如此往复,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数字增长,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两大基本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

欧洲独领风骚数百年

毋庸赘言,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使人得到全面解放,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接下来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科学发明层出不穷,艺术文化绚丽多彩,同时思想家辈出,各种主义、学说百家争鸣,形成灿烂丰富的思想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人无法想像的高度。总括起来,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这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问题是,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人群同步共同富裕。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其中必然包括激烈的竞争和淘汰,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垒分明。于是就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从费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各显身手。这些主张都关心弱势群体,而手段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和以暴力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制度的革命两种。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这里不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条件。而是试图总结在20世纪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两大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美国是欧洲理论的成功实验场

上述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19世纪中期,但是在20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欧洲仍是首当其冲的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相反,它的许多论点仍在现实中发出光辉,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起,美国张开翅膀高速前飞,把欧洲抛在了后面。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大行其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这一派强调自由竞争,崇尚私有经济,反对抑富扶贫,对福利政策心存疑虑,等等。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正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通过政府调节控制财富集中,实行福利政策。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微调,而总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地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可以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也达到过相当的规模,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并非是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互相揭短、攻击,主观上是出自私利,客观上也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反过来,这种批判和监督对当政者既是压力又是提醒,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

沙俄—苏联—俄罗斯

毋庸赘言,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早已为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又在理论上做了最完整的论述。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但是,历史的实践却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优秀的民族,19世纪的俄罗斯人才辈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极为活跃。但是与幸运的美国人不同,俄罗斯民族是在苦难中成长的,底层是农奴制,顶上是专制的沙皇统治,不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在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习惯两个方面,改良的条件都不具备,暴力革命终究有其必然性。凡是通过暴力革命确立的政权,开头必然要有镇压反抗力量的过程;何况,十月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剥夺一切资产者权力的革命;何况,其理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何况,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极度恐慌,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声称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以后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考察苏联建国的业绩,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相当高度的工业化、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及教育。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一时的超级大国的基础。但是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从长远看难以为继。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

首先看平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者最有吸引力之处,也是在理论上彻底革命、优越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之处。但是如众所周知,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二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受等多个方面。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宪法在形式上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证。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新的畸形的金字塔,难有平等可言。

再看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苏联在成立之初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重工业的基础。二战之后,又借助这一制度较快地在废墟上恢复经济。但是这样一种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讲是难以持续的,其浪费和无效,弊病百出,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解放和创造力的发挥。俄罗斯的劳动者不可谓不勤劳,而且以能吃大苦、耐大劳著称;俄罗斯到20世纪初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拥有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普遍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况在苏联或者没有实现,或者发生了异化。在苏联的实践中,工人夺取政权成功了;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也做到了;但是实际上生产工具掌握在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一切的特权阶层手中。生产力远远没有解放,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原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将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但是除了革命最初年代的一些努力之外,30年代后苏联当政者口中“民主”一词用得不比西方少,却更加虚伪。平等既没有实现,“自由”更成为禁区。结果,“自由”、“民主”的专利权送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与《共产党宣言》理想中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是背道而驰。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被异化了。

东西方的世纪较量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仇视和包围之中,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国民的凝聚力和对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艰苦条件的耐受力,成为一种刺激团结奋斗的力量;另一方面,使统治者有不实行民主、进行高压的借口。斯大林时期被清洗、遭迫害的对象大多数被横加“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就很说明问题。二战后的冷战促使苏联进行昂贵的军备竞赛,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紧缺。这种情况又形成悖论:维持国内的凝聚力需要外部的紧张局势,而军备竞赛又使国家经济不堪其负担,牺牲人民生活质量,最终导致凝聚力涣散。事实上,苏联是经不起缓和、松动,经不起“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来往,不再处于敌对的状态,人民就有所比较,就会失去必须忍受原来的条件的动力。如果说,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都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催化作用,那正说明苏联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相当脆弱。

但是试设想,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地进入信息时代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诚然,在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促变”是既定方针,是它的大战略的一部分,是公开宣布的“阳谋”,同时也不排除使用阴谋颠覆手段,不过主要是阳谋。所以在东西方谈判中,西方力争的是文化交流和信息相通的自由,苏联方面力拒的也是这一点。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达成的最后文件是妥协的产物:苏联通过力争得到的是西方终于承认欧洲各国的边界“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边界线,实际等于承认苏联二战以后的势力范围,利害关系很好理解;而西方得到的是苏联同意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人员自由来往的条款写入文件。文化、人员交流本是平等的、互相的,为什么苏联同意了就是给了西方便宜呢?因为苏联正确地看出西方意图以思想文化渗透促“和平演变”。那么,再进一步,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进行“演变”呢?不应忘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公开宣布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实践中,十月革命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国际主义的前提下,各国共产党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对本国。因此,西方国家的统治者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美国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一是20年代的“恐赤潮”,二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说明当时西方统治阶级缺乏自信,感到一种威胁。但是后来在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不再是西方了。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新兴的亚非拉国家,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苏联式的革命的恐惧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另一方面,苏联的实际榜样的出现反而使那些不满足于改良,向往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人士理想破灭,使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转而与现制度中的改良妥协。对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中西方学者提出了若干解释,都言之成理,此处不赘。笔者又加上两说:一是“反面榜样”说,即上述苏联的实践的负面效应,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二是“时间差”说,即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到难以为继,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土壤时,美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土壤。等美国感受到危机时,渐变的改良已经开动,为“新自由主义”打下基础。美国的强盛又挽救和支持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易帜之时,西方伸出双手欢迎,认为一个劲敌消失了,欧亚大陆这一大片将纳入“民主化”进程。“历史终结”说应运而生。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也以为从此可以与西方共享民主、自由和繁荣。然而事实决不那么简单。外援杯水车薪远远少于期望;内部改制步履维艰,至今在困境中挣扎。原来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又逐渐恢复,而此时抗衡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西方国家一方面必须维持俄罗斯不能垮台,一方面乘人之危,把北约的边界东扩到了它的脚下,而且肆无忌惮地发兵南联盟,俄罗斯彻底失去传统的缓冲地带。如果说,命运特别眷顾美利坚,总是给予有利的历史机遇的话,那么这个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却是命途多舛,20世纪的历程更是悲剧性的。21世纪能否摆脱新旧包袱,最终走出困境获得新生,尚在未定之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俄罗斯在何处定位,扮演什么角色,也难以逆料。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以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背景为制约的俄罗斯既不可能复归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能被“全盘西化”。

 

——转自旧站文章(2008-12-0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6期,2019年12月6日—2019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