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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

任文聯,男,家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1970年生,遇難前是北京科技大學採礦系一年級大學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長安街六部口頭部中彈,一隻胳臂被軋斷,左胸腔被軋扁,因傷勢過重在北京積水潭醫院死亡,年僅19歲。 2013年10月3日我們乘火車去巴彥淖爾市,經過14個小時的旅程,於次日凌晨3點40分到達臨河。任文聯的弟弟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任文聯的父親任金寶,今年75歲,一位善良樸實、性格豁達的老人。他有6個子女,老伴已去世多年,大女兒、二女兒在老家務農,三女兒在中學當老師,四女兒患腦瘤於2013年病故。大兒子任文聯是學習最好、最有前途、能考上北京的大學生,他是全家人的驕傲和希望。...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連兒犧牲之後,一些與我們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勸慰我們:“想開些吧!好在連兒還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從表面看來,我們是個多子女的家庭,三個子女中連兒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讀博士學位,姐姐已大學畢業,在中央電視台的梅地亞傳媒中心當會計。平日里每逢節慶假日就是家庭聚會之時,此時的連兒最開心了,哥哥帶著女友,姐夫陪著姐姐回家,歡聚一桌,其樂融融,好不熱鬧的一大家子。 可是,諳知我家內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連兒,對我們兩人意味著什麼! 我們是個重新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於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難的日子裡,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幾位校醫突然進屋來給我注射針劑,幾乎是同時,來人把我丈夫蔣叫了出去。見此情景,我心裡已明白了八九分。過了一會兒,蔣回屋來對我說:“我們的兒子已經不在了。 ” 聽到丈夫親口告訴這個噩耗,連日來那不祥的預感得到了證實,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時間化為烏有。此時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鎮靜,也未昏厥,只是頭腦裡一片空白,喪失了思維能力——似乎時間停止了,空氣也凝固了。我說不出任何話語,只是呆呆地望著周圍的人們。 “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來吧! ”同事大聲喊道。在眾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終於哭出了聲音;但由於大夫事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
( 十一 )( 十三 )( 十四 ) 自從4月15日北京發生學潮,連兒顯得特別關心,每天下午放學後,他從人大到北大到清華觀看抄寫大標語、大字報,在幾所學校裡來回穿梭,回家後就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他的見聞。 4月19日晚上,他聽說大學生在新華門外示威,一定要去參加。我們說太危險不能去,他說他就去看看,到了那裡就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我們還是不放心,結果由他的姐夫陪著他去。 我們的兒子最擔心的是廣場學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著我們深夜獨自去天安門廣場,幫助大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頭班公交車趕回學校上課。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在校門口設立了一個《北京之音》廣播站,...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六四”二十五年後,我靜下心來回顧連兒短暫的一生,感到這孩子到人世間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後期,成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運年代。整個八十年代正是他從兒童嬗變為少年的時期。那十年,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在近現代數百年間難得的幸運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言論開放、管制寬鬆。人們渴望變革、毫不掩飾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 連兒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像海綿一樣吮吸著新思想一天天長大的。 再加上我們這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親教授美學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學,最先接觸各種西方舶來思想。人民大學校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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