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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

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國旅行了5個星期。那時離毛澤東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到十年,人們還是不敢與外國人攀談。雖然我和小女兒吸引了滿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茫然地盯著我們。因為擔心“老大哥”在背後盯梢,我與人只有過為數不多的低聲交談。 當我1989年4月重返中國時,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政治自由化亢奮時期。學生、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館、宿舍、公園、美髮店等場所興奮地展開辯論,涉及內容十分廣泛。作家、記者、電影導演和紀錄片製作人敢於觸及自共產黨1949年以來即列為禁忌的話題。當時頗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氣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
一 毛澤東的幽靈像層層霧霾,一直盤桓在中國上空,至今猶然。毛的西方知己史沫特萊以其女性直覺發現,毛有一扇門,始終沒有對人打開。毛不只一扇門,我們不妨耐心勘輿,略窺其堂墺。 二 第一扇門,來自德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子,毛網漏吞舟地完成了其東西方歷史文化的首次綜合。經由日本傳入的歐洲19世紀雜亂思潮:社會達爾文主義、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叔本華生命空虛論、尼采超人哲學、赫胥黎天演論、杜威實用主義、柏格森生命哲學、羅素經驗主義以及日本武者小路篤實新村主義……對青年毛一腦子四書五經三國水滸西遊的“封建糟粕”,不啻摧枯拉朽。德國思想家泡爾森一本《倫理學原理》猶契毛心。...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國,此行僅在尼克松訪華後3個月!我陪同丈夫孔杰榮(Jerome Cohen)訪華,他是美國科學家聯合會一個小型代表團的中國顧問;該聯合會在兩國敵對23年之後,應邀與中國進行首次科學交流。從香港穿越羅湖橋進入“共產主義敵國”——紅色中國——很具戲劇性,因為尼克松訪華之前,我們的政府禁止我們入境中國。 我們拖著行李,從香港邊境過橋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候車室。室內放置著巨大的手扶皮椅沙發,沙髮用沙發套保護著;還有一摞摞中英文雜誌,宣傳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英雄——工人、農民和士兵。 我們立刻被淹沒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這種戰鬥的旋律隨後在火車上充斥我們的耳膜,...
本書解構了關於中共統治中國的最後倖存的神話之一:從1949年“解放”到1958年開展大躍進,那段時間是中國的“黃金時代”。許多生活在中國以外的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相信這一說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產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統治中國的時期。 《“解放”的悲劇》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做到了這一點。馮客是一位“震懾”派歷史學者。在他的前一本書《毛澤東的大饑荒》中,他蒐集了大量中國大陸官方檔案中的證據,並把它們與其它公開發表的內容巧妙地交織在一起。 馮客認為,從一開始,中共就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國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對整個社會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澤東從1940年代初為在黨內進行控制一直在做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於文革——這一來是因為文革本來就是件大事,二來是因為年齡:1966年,我19歲,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屆。後來,人們把高中66屆、67屆、68屆以及初中的這三屆統稱為“老三屆”。老三屆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學的專有名詞,老三屆之所以成為相互認同感最強的一代,那是因為他們有著一段特殊而又漫長的共同經歷:先是在學校參加了兩年半的文革--因此他們被稱為紅衛兵一代,然後又都被下放到農村--因此他們又被稱為知青一代。老三屆“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原本是共產黨一手塑造的產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風雲變幻和農村生活的沉重艱辛,迫使他們思考與懷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識,...
政治學者黎安友暢談了他對中國與國際人權體系的交往、中美之間圍繞價值觀的爭論,以及中國一直存在的人權問題對全球安全的影響等議題的思考和見解。
“中國人權”資深政策顧問高文謙 選摘: “特點主要有兩個。第一個,這次事件是由社會各界廣泛參與,這跟以往不同。以往往往只局限在某個地區、某個行業,而這一次是跨地區、跨行業,形成一個全社會的公民行動;不僅是新聞界同仁紛紛起來用各種方式聲援南周,而且現在已經從南周延燒到北京新京報,全體員工的集體拒絕刊登;還有一個是草根維權民眾與社會精英結合起來,而且兩岸三地的學者都站出來發表聲明,還包括平時不大出來的儒學大老、影視界明星也都用各種方式發表聲明或表達自己的看法。 ” 看視頻: http://youtu.be/QZoaNZw40Kc
中國人權:中共十八大已經結束,你對此有什麼評論? 高文謙:中共十八大折騰了大半年,現在總算是謝幕了,所有的人大概都鬆了一口氣, 中國人權 的這個中國政局觀察系列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如何來評價中共十八大,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是黨國體制,黨盤踞在整個社會之上,壟斷掌控一切。十八大的結果,不僅事關中國未來的走向,而且對世界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如何給十八大定位?我想,即便是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說,十八大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是非常負面的,可以與文革時期的中共九大有一比。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當政者又一次錯失了機會,像九大一樣逆歷史潮流而動,...
嚴酷的考問 作爲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幾十年來,觀察中國問題的專家一直不看好會有一個有活力的中共反對派崛起,他們認為共產黨的鐵腕太嚴酷、政府的控制太嚴密,公民不可能組織起來。 但是,2011年初發生的一系列群體抗議事件,不僅讓黨,而且讓全國都震驚了。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城鎮 烏坎 、 什邡 和 啟東 變得家喻戶曉,而且成了今後抗議活動的榜樣。在這幾起事件裡,當局都因面對出乎預料的強大的民眾憤怒,和運用網絡和社交媒體、組織良好的反對派,而不得不做出讓步。 2004年我第一次寫關於抗議的文章,那時中共的喉舌刊物《瞭望》周刊報導說,中國在2003年發生了超過58,000起重大社會騷亂事件,參加人數超過300萬,比2002年增加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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