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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運動後的若干反省

2015年01月28日

隨著佔中運動的和平收場,香港的民主鬥爭翻開了新的一頁。這一場為期兩個半月的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具有前所未有的規模、史詩般的表現以及可能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持久性影響。同時,佔中運動也存在很大的爭議和分化。故在塵埃散盡之後,香港需要做一些嚴肅的反省以重拾其核心價值、重新定義其身份以及確定其在中國的定位。

“一國兩制”的重負

香港是中國治理的難題。對北京中央政府而言,香港在許多重要方面仍是未知水域。儘管中國政治和經濟實力雄厚,香港則向北京證明了其試圖對港進行媒體審查、壓制公民社會和主宰司法體係幾乎不可能實現,即便得逞,也必須付出極高的代價和麵對諸多的困難。中國共產黨直到現在還未能掌握香港這一自由社會的治理之術。從治理的角度看,“一國兩制”對共產黨政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了維持香港獨特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需要大陸和香港雙方的巨大努力。缺少這種努力,北京自然會傾向於進行政治同化和融合,以至於最後香港的特殊性不再。


2014年10月5日,金鐘。中國人權拍攝。

對北京來說,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一直是棘手的問題。在北京看來,香港自從1997年後不僅成為經濟負擔,更是一種政治包袱。大陸盛行的觀點是,香港持續的經濟停滯亟需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限制其他中國城市的競爭來為香港的經濟打氣。政治上,香港對民主化的持續要求和其對大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可能會對大陸的政治體制構成挑戰。香港爭取自治的韌性抗爭,被視為與新疆的恐怖襲擊、西藏的自焚以及台灣的政治挑釁等中國已有的周邊危機相同的挑戰。北京擔心的是,香港可能會脫離北京的掌控,以及民主化的香港會導致大陸其他地區的連鎖反應。事實上,如果可能的話,中共的保守派會收回對香港逐漸實現民主化的承諾,而且樂於見到香港人民在有限度的改革方案中投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香港和北京中央政府之間的困難關係。

香港的沮喪

從各種數據上看,香港近幾十年取得的成就堪稱典範。相對來說,香港是一個高收入的社會。其2013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為52984美元。香港與其他高收入社會有很多共同的特點:開放、國際化和具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

香港在過去一直以其廉潔和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以及打擊腐敗聞名。在透明國際2013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中,香港在177個國家中位列15。香港以77分(滿分100分)的成績輕而易舉地成為僅次於新加坡的亞洲第二名。

香港的自由和公民自由也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加拿大智庫菲莎研究所在2013年“人類自由”評選中將香港列​​為世界第三,僅次於新西蘭和荷蘭。同年,美國致力於民主和人權的非盈利組織“自由之家”給香港的公民自由評級為2(級別分為1-7,1為最佳)。

主要是由於高效和負責任的警力,香港的社會秩序和安全水平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列為99個司法轄區中第4位(在日本、新加坡和丹麥之後)。

那麼,如何解釋香港那些走上街頭髮出呼喊的年輕人的激情和決心,以及佔中運動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參與度和支持呢?他們擔心的究竟是什麼呢?


2014年10月13日,金鐘,紙牌上英文意為:“請勿踐踏。”中國人權拍攝。

香港人所擔心的並不是2017年特首選舉是否有普選權,而是香港能不能繼續保持繁榮、自由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概括地說就是北京在英國移交管轄權時對香港人承諾的“高度自治”。香港人普遍感到,所有的這些正在眼前消失,這本來通過“一國兩制”的政治設計是可以實行的。實際上,香港民眾的抗議突出了關於這個城市未來更重大的問題——香港可能失去其來之不易的政治和經濟成就。的確,雖然香港在很多關鍵指數上仍舊有不錯的表現,也的確有值得擔憂的理由。

自從1997年香港管轄權從英國移交給中國後,香港的經濟增長放緩,落後於韓國、新加坡等其他許多國家,更不要說本應惠及香港經濟的中國。將香港和在亞洲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態勢相對比就可看出這一點。香港1997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遠超過新加坡。而2013年,這一情況逆轉。

政治上,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政治命運受到中國的一黨體制的製約,而且這種制約已經在香港的許多方面開始顯現階梯效應。香港司法機關有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中國的立法機關和管轄香港的最高權力機構的互動也有困難。在越來越多的審查和自我審查的指控中,香港的新聞自由也明顯地急劇下降。2002年,在記者無國界的首屆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香港在139個國家中名列18。但是2014年,香港的排名在180個國家跌落到第61位。

雖然香港以前的廉政情況名列前茅,現在權貴的腐敗和不當商業操作也成為嚴重的問題。與新加坡的對比又一次說明問題。新加坡在享受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的同時,自2001年起一直是透明國際的前五名。相反,香港在2014年被降到了第17名,是自2000年來的最低排名之一。


2014年10月13日,金鐘。中國人權拍攝。

香港居民的調查顯示對生活質量的憂慮日益增多,包括從房屋負擔能力到污染、社會不公、壓力、新聞自由等各種問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香港的生活品質在過去十年普遍下降。在全球諮詢公司美世發表的2012年生活質量報告中,新加坡的排名遠超過香港。這一因素可能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吸引頂尖人才的能力。

隨著公眾意識到香港辛苦取得的優勢正在慢慢消失以及中央所承諾的民主改革一直停頓,香港的政治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兩極化和停滯不前。香港能夠在沒有實行民眾要求改革的情況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前進嗎?不幸的是,最近幾年來,香港的政黨大多已淪為單一問題的政治機器。抗議者認為,若不先實現真正的普選權以選出合法的、可以超越政治分歧的領導人,那麼香港所取得的包括法治、比較清廉和對民眾負責的政府在內的諸多領先的方面將會消失。

但是香港並非一個典型的轉型社會。與那些在過去幾十年曆經過顏色革命的社會相比,香港仍是一個獨特的地方。對抗議人士和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這場戰鬥主要是為了保住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他們所追求的民主的格外好處不是為了獲得新的自由,而是確保已有的、正遭受威脅的自由、繁榮和法治能夠安然無損。香港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局:它能夠在沒有真正的普選權的情況下保持現有的自由和繁榮嗎?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進行的群體抗議可以說服北京允許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權嗎?以及公民抗命會危害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嗎?

香港的脆弱

所謂法治是香港自由和繁榮的根本,也許已是老生常談,但是香港各界人士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反复提到這一點。佔中的批評者早就指出公民抗命

只違反了某些法律,還損害了香港法治的傳統。佔中的三位組織者之一戴耀廷積極宣傳和組織該運動,他也說他珍視法治。對他來說,香港的法治傳統正受到威脅並被迅速侵蝕。鑑於北京對“一國兩制”政策越來越沒有耐心,需要讓港人猛醒才能夠長期保護和加強香港的法治。

當人們談及香港法治的時候究竟是指什麼呢?對一些人來說,它首先意味著司法獨立,這要求對法律規定和原則的遵守以及法律工作者秉公執行這些法律的勇氣。

在香港法治的討論中,經常被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一個負責任且有效率的執法部門,尤其是警察,對創造一個可持續的法治傳統的重要性。

自托馬斯•霍布斯以來的政治學家都認為維護和平與秩序是一個合法國家的核心職能。在一個缺乏民主的社會中,社會穩定和有效地打擊犯罪則提供充足的合法性。在這一方面來講,警察的效力和問責制則是樹立一個政治體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犯罪學家也證明了,警察在維護和平和秩序上最為重要,原則上來說,正是在前線努力工作的警察保護著我們的安全。毫不誇張地說,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而香港也有全世界最好的警隊之一。


2014年9月28日,金鐘。中國人權拍攝。 

香港在建立和維持紀律嚴明、備受尊重和高效率的警力的工作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這是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實現的。香港警務處在兩個重要方面表現突出。第一是政治中立性,即警察在執法上不允許政治考量的介入,並保證公正、平等和高效,後者特別重要。與政治保持這樣一種重要的、相對的距離使得香港警察具有高度的專業性、效率和問責制。第二,負責和有效的警力反過來也培養了警察與社區的良好關係,以及警察和市民之間高度的互相信任感。

不幸的是,佔中運動給警察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並對其保持政治中立性與社區關係提出了挑戰。無疑,鑑於警察和政治間不可避免的緊密聯繫,對警察來說,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中立是極其困難或者基本不可能的。考慮到佔中各方的敏感性以及運動所受到的政治關注,要完全擺脫不論是來自北京還是處於困境的香港政府的政治壓力是不可能的。佔中的第一個晚上動用武力是完全過頭和不必要的反應。港府採取這一空前的動用武力的行為,進而辯稱這僅是一個操作上的決定是難以然人信服的。以香港警察處理公共秩序問題的經驗及其專業素養,絕對可以把事情處理地更為妥善。佔中很有可能驚動了北京或香港政府,進而在一些警察操作問題上指手畫腳,出於政治上的權宜考量而犧牲了警察的專業精神。


2014年9月28日晚9時45分,中環區的防暴警察(其他地區如金鐘、灣仔、銅鑼灣亦部署了防暴警察)——在對金鐘施放催淚瓦斯前的片刻。中國人權拍攝。

第二,更大的一個災難是警察和很大一部分民眾之間關係的高度緊張。警察有效的工作要靠民眾的支持以及警察與民眾間的信任,二者是維護公共秩序成功的關鍵。不幸的是,佔中這場起初以要求北京撤回不久前頒布的關於2017年特首選舉最新的決議為訴求的運動,慢慢地和令人心痛地演變成了警察和民眾的直接對峙。從這一過程衍生出的沮喪感劫持了運動的初衷,而且警察有可能在這個相互怪罪中的過程中成為替罪羊。

隨著佔中運動的持續,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警察系統,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脆弱。雖然香港人有為之驕傲的優良警隊,但是這座城市失去它的速度可能會比人們所想像的更快。作為執法機構,警察並不適合扮演一個滿足不同政治訴求的角色。要維護一個日益兩極分化的社會秩序警察必然捉襟見肘。外在環境的巨變可以迅速在警察當中造成連鎖反應,進而使其內部氛圍產生質的改變。在每一個警隊中,可能都有某種專制基因會在某些情況下顯現出來。正如事實所呈現的,佔中運動引發的國際和國內的壓力巨大到我們的警察系統有時難以承受。即使佔中運動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樣可以重新倒帶,然後進行一些討論,我們已經學到了重要的教訓,那就是我們高素質的警力可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置於危險境地。

香港長期享有司法獨立、活躍的法律專業群體以及新聞自由,但是香港並不是一直都享有我們所定義的法治。香港治安的改變,特別是自70年代以來的改變,對這個至關重要的轉變起到了關鍵作用。因為有一批廉潔、高效和負責任的警察隊伍,香港的法治才成為可能。

法治的雙刃劍

雖然追求民主價值和法治對香港人民都很重要,佔中運動卻顯示出一個民主的衝動和法治的強制性兩者可能發生衝突的難得時刻。儘管佔中運動缺乏計劃性和組織性,但是它清楚地展現了香港的民主激情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有一小段時間,該運動集聚了的力量如此之大,使學生似有不可阻擋之勢。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和水砲都沒有嚇退他們;三合會沒能恐嚇他們;政治污衊和人身攻擊沒有動搖他們;好心相勸的忠告沒有打動他們。諷刺的是,最後給佔中致命一擊的是法院的禁令,它在支持者團體中插入了楔子,分化了支持者的群體,損害了佔領者的士氣。經過數輪澄清和上訴之後,法官命令停止佔中這一事實變得清楚明了,剩下的只是如何撤出的問題。法院的權威有效地遏制了民主的衝動。


2014年10月21日,金鐘。中國人權拍攝。

獨立的法庭是香港憲法制度的第一級機構,而司法獨立是香港人民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獨立的法庭應由一群具有專門知識、絕對忠於法律、並在作出裁決前與法律顧問充分磋商的法官所組成。在處理對占中行動發布禁令的請求時,法庭首先聲明了他們的政治中立性,並說明法庭裁決時不會考慮佔領者的政治訴求。法庭一旦接受了案子,一個充滿激情的政治運動就變成了一個需要精細的法律分析的法律問題。而很多佔領者都不能理解和認識到這一點。代表佔中的律師雖然想挑戰禁令,但卻被縛住手腳,只能局限在技術層面上進行與這一法律案件相關的辯護,彷彿整個佔中行動就是解釋一些法律規定。

在進行法律分析時,香港法院一直作為一個高效且有權威的機構,將佔中行動置於法律的責任之下。的確,法院是唯一的具有足夠的權威來平息示威者激情的機構。在專制體系中,司法獨立是幾代法律改革者的期盼,而獨立的法庭有責任賦權於人民並用法律制約專斷的權力。但是在香港成熟的法治體系中,法庭這一最受珍視的機構,卻遏制了民主的期盼、挫敗了民主的追求。


2014年12月9-10日,金鐘。中國人權拍攝。

The OCM and the Strength of Hong Kong

佔中與香港的力量

佔中運動向世界和中國展示了在商業和文化香港一面外,還有政治香港的另一面。它展示了香港的年輕一代掌握他們的未來、主宰自己命運的決心和力量。香港不容被輕視。更重要的是,佔中運動展現了香港法律體系的實力、法治的力量,以及香港人哪怕再困難,也要配合現行製度的意願。香港是為世人羨慕之地,而香港人意識到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敏感的政制改革必須小心翼翼地進行,否則香港會失去很多。


2014年12月9-10日,金鐘。中國人權拍攝。

佔中運動喚醒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使他們認識到香港政府架構在民主方面的缺陷,這一缺陷對香港未來發展的致命性,以及彌補這一缺陷的迫切性。佔中運動同時也堅定了人們追求民主的決心,並鞏固了民主在香港政治的中心地位。不管支持佔中與否,政治立場各不相同的人們都對香港未來的民主做出了承諾。至少從占中持續的時間來看,儘管並非是民主派,每個人都對民主表示支持。現在民主已是必然結局,因為它的種子已被播下,從此走上民主的不歸路。這場運動見證了新一代有潛力的政治領袖的誕生。經過適當的培養,他們將會比他們的前輩準備更加充分,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上,引領香港向前。隨著佔中運動的結束,眼下可能會遭遇一些暫時的挫敗,但是香港會一如既往地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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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傅華伶,香港大學法學院負責人、法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憲法和人權,特別關注中國的刑事司法體系和媒體法律。他是《劉曉波、零八憲章和中國政治改革的挑戰》和《解決東亞的土地糾紛:研究法律的限制》的合著者和合編者。他是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攝影: Sam Hollenshead)

返回《中國人權論壇》2014年第2期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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