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文化大革命與言論自由

2013年12月30日

對我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於文革——這一來是因為文革本來就是件大事,二來是因為年齡:1966年,我19歲,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屆。後來,人們把高中66屆、67屆、68屆以及初中的這三屆統稱為“老三屆”。老三屆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學的專有名詞,老三屆之所以成為相互認同感最強的一代,那是因為他們有著一段特殊而又漫長的共同經歷:先是在學校參加了兩年半的文革--因此他們被稱為紅衛兵一代,然後又都被下放到農村--因此他們又被稱為知青一代。老三屆“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原本是共產黨一手塑造的產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風雲變幻和農村生活的沉重艱辛,迫使他們思考與懷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識,因此這一代也被稱為思考的一代。

文革前的兩年,是我一生中最茫然的時期。從少年時代,我就立志要當科學家。我學習努力,考試成績總是全校第一,還當過少年先鋒隊的中隊長、大隊長,每次評選優秀學生我都榜上有名。可是,隨著階級鬥爭和思想革命化的調子越唱越高,學習成績好不好變得不重要了,想當科學家的理想更被視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受到貶抑。在學生中間,家庭出身的好壞成了衡量學生先進與否的主要標準。我的生父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官員,後來“隨軍起義”,成了解放軍,但是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被當局以反革命罪處死。由於家庭出身問題,我在初中時申請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未被批准;在報考高中時,儘管考試成績在全市名列前茅,卻沒有一個重點中學錄取,被分配到一個離家很遠、教學質量又很差的學校。進入高中後,校方大講階級路線,即出身歧視路線,我在高一時還高票當選為學生會部長,以後就被打入另冊,當學生幹部和評優秀學生再也沒有我的份兒。那幾年,考大學更重視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壞”的學生,不論高考成績多高,也沒有一所大學會錄取。我感到被歧視被排斥,我感到我和我身處的社會不協調。但由於在當時那種封閉壓抑的環境中,我不可能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見解,因而不足以形成明確的批判意識,而是陷入困惑與迷茫。

文革開始了,我也抱著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願望,積極投身運動。我試圖通過運動證明自己也是革命的。在運動初期,我也和同學們一樣寫大字報揭發批判老師,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很快地,對那些“問題嚴重”的、被視為“牛鬼蛇神”的老師的口誅筆伐就升級為對他們的人身侮辱和毆打,其中一些老師還被關進私設的牢房,即所謂的“牛棚”。這種殘暴的做法讓我很反感。接下來,北京紅衛兵寫的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傳進成都。我校的文革委員會和紅衛兵舉行了一場全校規模的階級路線辯論會。我作為“黑五類”的典型成為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我認為這副對聯是片面的、錯誤的,更不承認自己是“混蛋”。我幾次三番上台據理力爭。為期三天半的辯論會有三天都是在批判我,這使我感到空前的孤立與委屈。

1966年10月,中央發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我大受鼓舞。我帶頭把關進牛棚的老師們解放出來。從朋友那裡,我讀到一份北京的​​小報,上面刊載了一篇長文《出身論》(後來我得知此文的作者是遇羅克),深感共鳴。我和幾個同學也辦了一份小報,轉載了遇羅克的文章,我寫了發刊詞和另外兩篇文章。在那段時間,我自以為我很理解文化大革命,非常贊同“無產階級大民主”。我們可以寫大字報,還可以自己辦報紙,成立自己的組織--這在文革前都是不可想像的。過去,一個人僅僅是批評了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就很可能被打成“反黨”,現在我們卻可以批判任何一級當權派--如果我們認為他的言行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話。文革中的大民主始終有嚴格規定的限制。即便在當時,當我得知有人發表了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大字報而被當局定性為“反動”、“反革命”抓起來的消息時,心裡也是不大以為然的,只不過由於當時我們自己思想的幼稚和狹隘,對這種限制和打壓沒有強烈的感覺。

上述美好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多久。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講話,說“出身論”是“大毒草”,是“資產階級客觀主義”,是“挑動出身不好的同學對黨不滿”。在那時,中央文革小組好比宗教裁判所,它的話就是終審判決,無須論證,也不容反駁。我對家庭出身問題有長期的思考,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我沒有公開提出異議,但留下了懷疑。

我屬於造反派,不過是個比較另類的造反派。我經常被我的戰友批評為“老右傾”。所謂“右傾”,主要倒不是指觀點,而是指態度。例如,我是反對保守派組織的,可是我卻不贊成把保守組織“打倒”、“砸爛”。我也認為校長是“階級異己分子”,應該打倒,不過我理解的“打倒”只是撤職、開除出黨;我認為他還可以當一名普通教師,就算是敵我矛盾,也可以當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起碼現在就可以從牛棚裡解放出來。

成都是全國最早發生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也是武鬥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先是造反派組織和保守派組織之間搞武鬥,保守派垮了以後,造反派分裂成兩大派,彼此之間搞武鬥搞得更兇,持續的時間更長。我始終反對武鬥,積極主張兩大派大聯合。我認為我的這些主張和做法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但令我不解的是,在運動中,總是那些激烈的主張和粗暴的做法佔上風,並且得到當局的認可。

等到運動後期,工人和解放軍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校革命委員會成立,緊接著就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不少在運動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重新被當成“階級敵人”,當成“國民黨殘渣餘孽”而受到粗暴虐待。我則被說成“為階級敵人翻案”,被送進“學習班”變相批判。直到毛澤東發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全校學生都被送到農村,對我的批判才不了了之。

1969年3月,我和同學們一道下放到四川最南端的渡口市郊區插隊落戶。我們20個同學被分到一個生產小隊。我們是集體戶:除了參加隊裡的農活之外,20個人共同開伙,共同經營分給我們的自留地。大家幹活都很賣力。我們還給全村安裝上電燈電線和小喇叭,改進了農藥。然而,繁重的勞動只能維持清苦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到這是對我們所學知識的無謂浪費。

在繁重的勞動之餘,我盡量抽出時間看書和思考。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意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黑暗而暴虐的製度之下,毛澤東是大暴君,文革的勝利只是造成了更廣泛更嚴厲的政治壓迫。 “無產階級大民主”聲稱給人民最大自由,但不給敵人、不給反革命自由;可是,誰算人民誰算敵人卻要靠當局自己來確定,而當局正是以擁護不擁護它自己作為劃分人民與敵人的標準。這就使我們都生活在當局的專橫的意誌之下,生活在發表不同政見即可能招致牢獄之災乃至殺身之禍的恐懼之中。我並不敢肯定我對現實的每一條批判都是正確的,但我認為,無論如何我不應該僅僅是有這些觀點就遭受迫害。於是,我逐漸形成了言論自由的理念。

需要指明的是,在我形成言論自由以及自由民主等理念的過程中,我所憑藉的思想資源是相當貧乏的。那時候,除了毛選,我只能找到馬列的書。我能接觸的西方思想家關於自由民主的著述以及上一輩中國自由主義學者的著述都相當稀少,而且大部分還只是只言片語,殘缺不全。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那些自由主義理念不是從書本上學來的,更不是和西方接觸得知的,而是產生於自己的親身經驗,產生於對自身經驗的獨立的思考與領悟。

現在,一談起當代中國的自由民主理念,不少人(包括很多西方學者)都把它歸因於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打開了思想之門,西方思想和學術再次進入中國。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必須看到,當代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潮並不是從外部引進的,而是從內部自生的。

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建立起遠比中世紀歐洲更徹底的政教合一。在實現共產革命偉大理想的名義下,不斷地發起各種名目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極其普遍、極其殘酷、極其頻繁以及極其反復多變的政治迫害,思想罪文字獄遍於國中,在絕大部分人--不論是農民還是高幹--心中都造成了廣泛而深刻的恐懼。十年文革則把這一切發展到登峰造極、史無前例,但同時也造成了它盛極而衰,物極必反。在這種形勢下,少數人產生了自由民主理念,多數人則具備了接受這套理念的願望和基礎;甚至在不少掌權者那裡,也對自由民主理念產生了同情與共鳴,於是才有了當代中國自由民主理念的廣泛蔓延以及自由化運動民主運動的此起彼伏、連綿不斷。

一直有人問:自由民主理念是西方的產物,它們能移植到中國嗎?如果我們認識到當代中國的自由民主理念並非從外部輸入,而是從內部自生的,那麼,這個問題自然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胡平

胡平,《北京之春》雜誌主編,中國人權理事會成員。

胡平的評論視頻

更多話題

709事件 公眾知​​情權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羈押
公示財產 雙邊對話 黑監獄 書評 商業與人權 審查
零八憲章 兒童 中國法 翻牆技術 公民行動 公民記者
公民參與 民間社會 評論 中國共產黨 憲法 消費者安全
思想爭鳴 腐敗 反恐 向強權說“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時政述評 網絡安全 社會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遷 異議人士
教育 選舉 被迫失踪 環境 少數民族 歐盟-中國
計劃生育 農民 結社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問責 政策法規 施政透明 香港 軟禁 中國人權翻譯
戶口 人權理事會 人權動態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信息控制
信息技術 信息、通信、技術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國際人權 國際窗口 國際關係
互聯網 互聯網治理 建三江律師維權 司法改革 六四 綁架
勞改場 勞工權利 土地、財產、房屋 律師權責 律師 法律制度
國內來信 重大事件(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澤東 微博 全國人大 新公民運動
非政府組織 奧運 一國兩制 網上行動 政府信息公開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評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歷史鉤沉
宣傳 抗議和請願 公開呼籲 公共安全 種族歧視 勞動教養
維權人士 維權 法治 上海合作組織 特別專題 國家賠償
國家秘密 國家安全 顛覆國家政權 監控 科技 思想理論
天安門母親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聯合國 美中
維吾爾族人 弱勢群體 婦女 青年 青年視野
錯誤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錯誤

網站遇到非預期錯誤。請稍後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