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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的死,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2014年05月16日

下午,從孔維真家回來,我和郭麗英還沒有走到武漢化工學院門口,就看見齊國香迎面走過來,她是來接我們的。她是一個熱心腸的人,為人誠懇,善於幫助別人,和她接觸會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走進學院門口,不到三十米就是一個高台階。沿著台階上去,映入眼前的是一座教學樓,樓的右側是一條東西方向的水泥馬路,路的兩邊都是樹。馬路的左側應該是學校的教學區域,由於被樹木和樓擋著,裡面的面貌難以窺見;馬路的右側是一片地勢比較低的區域,沿著這條馬路往縱深走,走到右側有台階的地方,沿著台階下去是學校的圖書館,再往東走就是教職員工的住宅區了。

劉洪濤,男,遇難年齡18歲,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88級(40882班)本科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一時許,在民族文化宮附近遇難,被從北京郵電醫院領回屍體。

在路上,齊國香告訴我們,當他們知道孩子死了,他們如遭到晴天霹靂一般,整個人都蒙了,無法到北京處理善後的事情,在西安交大工作的二姐代他們去北京,孩子的遺物二姐也沒有讓他們看,全在二姐家裡替他們保存著。

我們來到齊國香家,她的先生劉仁安在家中等候我們到來。他是一個中等個頭兒、頭髮花白、面貌和藹、非常質樸的一位老知識分子。他的身體不太好,患有嚴重的心髒病;黴菌性鼻竇炎因有心髒病不能做手術,經常頭暈,已經影響到視力、聽力。因為身體的關係,他很少下樓,家中一切操勞之事都是由他的夫人一手承擔。

一陣寒暄之後,我們請他們先從1989年開始,講訴他們二兒子劉洪濤的遇難情況。其實,我們也不忍心這麼做。每到一個家庭,讓這些父母親們​​講訴當年他們孩子遇難的情況,讓他們隱藏在內心的傷口再一次被撕開,實在是很不人道的,但是,為了見證歷史,我們必須要這麼做。所以,每一次離開被採訪的家庭,我們都會對他們說:請放下悲傷,保重好自己的身體,好好地活著,你們一定能夠看到自己孩子的沉冤被昭雪的那一天到來!

 “1989年民運開始,我們給孩子寫信,讓他好好學習。他回信說:我是一個中國的大學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是向國家表達我們的夙願,這是我們的責任。在天安門廣場上,他負責維持秩序,他們的責任是在第二線負責保證絕食學生的安全。在廣場上​​,他幾乎沒有睡過覺,吃飯也成問題。 ”他的母親齊國香首先說。

“我是比較保守,因為年紀大一些,經歷過反右、文化大革命。我寫信告訴他: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了解國情,有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是有大家共同覺悟起來才行。他不能理解我的這番話,他寫信給我:如果大家都等著別人行動,自己坐享其成,那怎麼可以呢?他舉了一個例子:遊行時大家都做觀望派,那就沒有人去遊行了。我覺得他的話有道理。他從學運開始,一直參加遊行。 ”父親接著說。

“我們都不知道北京的實際情況。 5月28日,洪濤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回來過了兩天,他的父親見到這位同學回來,很不高興,覺得學生應該好好學習,說他在電視上看到已經發出學校要復課的通知。當時,我還和他的父親吵了一架,不想讓洪濤回去。吵架後,兒子就走了。 6月3日晚上,為了阻擋軍車去天安門廣場,在民族文化宮附近他和別人一起去搬路障,他的個子比較高,身高有1米76吧,被打中雙腿,在場的其他學校的學生和市民把他送到郵電醫院。我的二姐回來告訴我,據說是上面有指示,不讓搶救,醫生問他是哪個學校的,當時他還有意識,他從口袋裡掏出學生證給醫生看,沒有搶救就死亡。 ”

“您們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

“5號,我們學校基礎系的書記通知我們的,他告訴我們:你們的小孩受傷了,我陪你們到北京去吧。後來,有一個關係比較好的同事告訴我們:洪濤已經死了。知道了這個消息,當時我就不能走路了。 ”夫妻倆你一言我一語地向我們講述著當年孩子的點點滴滴。

“你們的孩子在小學或中學是不是跳班了,他進入大學的年齡好像偏小一點。 ”

“沒有跳班,他是71年生人,6歲上的小學,小學讀了五年。 17歲考上大學,是88級大學生。當時他的高考成績是586分,比清華錄取分數線要多50分。 ”

劉仁安夫婦倆告訴我們,洪濤的數理化、英語考得特別好,他們是學自然科學的,看到孩子的考試成績感到非常滿意。原本他們不想讓他考北京的學校,想讓他考西安交大,因為他的姨媽在西安交大,他的年齡小,可以有個照應。但是,他不同意,他喜歡北京,要考北京的大學。報考的學校和志願都是他自己的選擇,他告訴他們:光學工程是21世紀新技術。

“這個孩子從小就聰明、正直、有愛心,從來沒有和別人打過架,他和班裡的同學關係都特別好。有一次,他的同學把他的胳膊弄骨折了,回來他一聲不吭,不告訴我們。後來我們發現他的胳臂骨折了,問他,他也沒有告訴我們原因。因此,無論在中學還是在大學,他的同學們都特別喜歡他。 ”

“您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

“我們是天津南開大學化學系,1966年畢業的,我們倆是同班同學。 ”

1968年,他們夫妻兩人分到冶金部下屬的一個生產特種金屬材料的工廠,在貴州省的遵義市,是林彪721工程中的一個項目,屬於保密單位。那個時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分配到車間裡去當工人,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1978年由於劉仁安身體不好,他們才離開遵義回到他的湖北家鄉,到武漢化工學院教書。

他們共有三個兒子,老大小時候身體不太好,現在在美國;老三當年由於老二的事,夫妻倆心情一直不好,所以,沒有花太多的精力管他,他只考上本校讀大學,現在,在四川重慶工作,因為他的妻子是重慶人。目前,只有他夫妻倆相伴為生。

老二劉洪濤是他們心中最為牽掛的一個孩子,孩子們小的時候,由於忙於工作,無暇照顧三個孩子,他們把一大一小放在河北齊國香的父母家,唯有老二身體比較結實,從兩歲多開始就一直自己帶著他。那時候,他們還在遵義,他是他父親心中最為疼愛的孩子。

“您們為自己的孩子最後一個字以林、濤、松起名,中間是一個洪字。 ”

“洪字不是同一個洪,音同字不同。我原來給洪濤起的名叫平濤,是想藉此表達我內心的一種思想。我的哥哥提醒我:現在是共產黨搞階級鬥爭的時代,你怎麼能用平字,你怎麼能反對搞階級鬥爭。我聽了哥哥的話改成了洪濤。 ”父親說道。

談起孩子小時候的種種情景,齊國香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她哽咽著告訴我們,孩子兩歲多跟著他們,沒有把他送到幼兒園裡,上班時把他反鎖在家裡,快到下班時,他趴在窗台上兩隻小眼睛眼巴巴地看著外面,等待他們回家;只要他們一到家,他立刻就像撒了歡一樣往外跑。由於年齡小,他把家裡搞得很不像樣。

洪濤無論是在小學還是中學都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孩子,老師和同學都非常喜歡他。他做事非常認真。在讀中學時,他是生物課代表,班裡養了兩隻兔子,他負責給兔子餵食。有一次,下大雪,等了很久他也沒有回家,他們非常著急,不知道他去了哪裡,等他回到家裡,才知道他是去給兔子找草去了。雪地裡都是他留下的一行行的腳印。

“二十五年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他,我不敢看他的照片,看了我心裡就難受,我根本承受不了。 ”父親說。

“我在西安交大的二姐對我說:洪濤的照片放在我那裡,你不要看了,看了你會受不了,你就沒有了精神支柱;洪濤在你的心裡還是活蹦亂跳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1989年,他28號回來,30號走的,他走時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 ”母親邊哭邊說。

我們採訪的所有家庭,唯一沒有孩子照片的家庭,就是劉仁安家。齊國香的二姐把孩子所有的照片都帶走了。在他們的心裡,孩子的形象永遠定格在1989年5月30號那一天,孩子離家返回北京學校時的樣子;但是,心裡總有種期盼,期盼有一天,洪濤會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父母面前,承歡於他們倆的膝下。

父親劉仁安起身拿出了一篇追憶孩子的詩稿,說是在紀念六四大屠殺二十五週年時,要寄給丁老師的文稿,裡面表達了他的心聲&hellip ;…他只讀了幾句就再也讀不下去了,眼淚唰地流了下來。男人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面對這樣一位留下眼淚的父親,可見壓在他​​內心深處的悲痛有多深。

隨後,母親齊國香抱著一個小包袱過來,打開包袱,裡面放著幾件疊得整整齊齊的衣服。

她泣不成聲地拿出一件又一件大小不同的衣服對我們說:“這些都是我親手為他做的。我們家經濟條件不寬裕,孩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還有書包是我用布塊一塊一塊拼起來做的。我希望他們好好學習,我的兒子從來也不挑。你看這補丁,是我給他補的,他從沒有說過什麼。我想我的兒子啊!我的兒子的骨灰拿回來,我不敢看他的骨灰,不敢看他的照片。骨灰寄存了一段時間後,不給寄存了,只好把他的骨灰撒入長江了,讓他隨著長江的波濤去看看自由的世界吧!

“二十五年來,我沒有睡過一天的好覺,每次做夢都夢見我的兒子回來,我抱著我的兒子對他說:洪濤你回來了,你沒有死啊。醒過來一看是一場空。他是一片愛國之心啊!卻遭到槍彈的槍殺,我們的冤屈到哪裡去說啊!天理在哪裡啊!我相信殺人的人沒有好下場! ”

郭麗英和她的先生劉仁安走過去把她扶起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看到他們夫妻倆悲痛欲絕的樣子,我的心裡好難過。

六四大屠殺已經快二十五年了,齊國香一直沒有走出失去孩子的陰影,她在自己的家裡,不能睡覺,只要一回家,滿腦子不由自主就會想到孩子。

 “別人我不恨,我就恨鄧小平、李鵬,鄧小平是劊子手!我喜歡歷史,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階段是在和平時期出動軍隊屠殺平民百姓。學生們手無寸鐵,他們手裡沒有任何東西,你怎麼就可以動用軍隊對他們鎮壓!我的兒子從小到大無論是老師和同學都對他評價很高,如果他手裡有東西反抗了,你殺他;他手裡什麼東西都沒有,你憑什麼理由開槍把他打死!我的孩子是為國捐軀,別以為我們會忘記,我們根本不會忘記,只是在外面不願意提起這傷心的事。二十五年了,到現在,國家也沒有一個人敢承擔起責任。 ”劉仁安接著說。

“六四過後,您們兩位老人不但失去兒子,還受到監視,您們談談這二十幾年來是怎麼過的。 ”

“學校都對我們很好,也很同情我們,對我們也很照顧。孩子死了,我們的生活信念也隨之改變了,我們也不想再評教授、評高級職稱,不到年齡就提前退休了。國家安全局的人派人監視過我們,90年代,有一次,我母親九十多歲了,我回河北老家,剛到家,鄉里負責安全部門的人就來了,向我詢問一些問題。後來,我的親戚聽到鄉里負責安全的人對他說齊國香是被監控的,來問我,我說還不是六四洪濤被打死的這件事嗎。

“2000年時,我們要去美國給大兒子帶孩子,學校開證明證明我們夫妻倆表現,同意請有關單位給我們辦理護照。辦理護照需要十五個工作日,等我取護照時,沒有我的護照,我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回答說是上級的意思。我又沒有做違法的事,學校也有證明,你們沒有理由不給我們辦理護照;經過交涉,又過了幾天護照才給我們。

“我到北京去辦理簽證,上車後剛把行李放好,有三個人走過來,問我到哪裡去,把身份證拿出來看看。其中有一個人對我說:你到北京後要小心點。我這才明白這三個人是什麼人,是誰派來的。他們是來看我坐第幾節車廂、幾號座位,等他們走後,我和別人換了車廂,到北京後這才擺脫了他們的跟踪。

“我們的孩子被打死了,到現在也不認罪;我們的自由沒有了。不過,後來就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

夫妻倆同聲地向我們敘述著往事的經過。

“在國際社會,我們難屬群體是做為天安門母親群體被認同,我也知道您們是參加簽名者,無條件地支持北京的難屬所做的每一件事。多年來我們一貫堅持了三項訴求,要求真相、問責、賠償。現在,我們想听聽您們自己對這三項訴求的看法。 ”

“堅決同意!這是鐵證如山的大事。當然要把開槍殺人的真相公佈出來,要實事求是地說出來;要追兇嘛,要追究幕後的黑手,這個坎是繞不過去的;我們也要求國家賠償。當年,北京理工大學給了我們一千塊錢說是安葬費;我們的孩子被無辜打死了,應該給我們賠償。 ”

我們共同提到1947年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實現民主化後,1995年,時任總統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公開向全台灣人道歉,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動亂。人民群眾是有同情心的,只要你真正為人民辦事,你就會得到民眾的擁護: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現在,台灣通過民選,國民黨馬英九上台執政,還不是國民黨在執政嗎。台灣的執政不是獨裁統治,是要通過全民的監督,是通過你的執政綱領,被民選出。如果你不能為民辦事,你就必須下台。

1989年的學生運動並沒有提到推翻共產黨,只是希望改革,​​反官倒、反貪污,對社會出現的不公平現象提出質疑,要求政府官員廉政,這引起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巨大反響乃至全國全民的支持,繼而延伸到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新聞媒體的開放,要求公民的權利。如果共產黨是一個開明的政黨,就應該利用社會的這一股凝聚力,好好地審視一下自己執政的問題。既然這一屆政府遭到全民的質疑,說明這一屆領導在老百姓心中已經失去了信任,不能為民辦事,就應該下台。鄧小平偏聽偏信、動用軍隊對學生鎮壓,這是他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這一罪行希望習近平上台後,能對我們受難親屬有一個交待。

這兩位老人是善良的,願兩位老人放下縈繞在心中的悲痛,高興地活著,​​活著看到那一天的到來,不要帶著遺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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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尤維潔郭麗英是“天安門母親”成員。

劉洪濤

劉洪濤,男,遇難年齡18歲,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88級(40882班)本科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一時許,在民族文化宮附近遇難,被從北京郵電醫院領回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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