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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搅动了整个地球——对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解释框架

2019年11月01日

一个越来越让人不认识的世界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让人不认识了,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很多现象用我们脑子里原有的框架已经装不下,解释不了,认识不了。于是乎,对于这个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人们都觉得反常和匪夷所思: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美国和盟友的龃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甚至不仅仅是贸易战……

甚至特朗普和英国那位新首相的发型,都在象征着与过去那个年代的偏离。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造成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又是什么?

全球化:地域共同体框架变了

如果认真想一想,你也许会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域性共同体框架变了。这就是全球化的过程。

全球化是一个已经历时几个世纪的过程。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孤立时代,到多中心时代,再到全球化时代的演进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生活的共同体框架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冷战结束,把世界隔开的那堵墙不存在了,全球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冷战时期,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经济也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即欧美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和苏联东欧的经互会经济体系。

毛泽东当时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想形成新的一极。但客观地说,第三世界本身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没有内部的整合性。第三世界实际上是以碎片的形式嵌入于前两个经济体系之中。

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清除,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率先释放出来的,就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从这个时候开始,资本才有可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从而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

资本率先冲破国界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的形成,意味着国界的淡化,资本无国界从理念开始变成现实。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性的资本在从本国的社会结构中抽离。美国的劳工和一般民众,对华尔街的资本甚至比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众还要陌生。

由此也就带来世界秩序的新的重组,而这种重组造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并由此冲击着原来的秩序与建制。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劳动力、居民这三者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在空间的意义上而言,资本的流动性是最强的,特别是由于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的流动速度快,成本低。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方式的纷纷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其次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其实,就劳动力本身而言,其流动性是极强的,但在现实中,由于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其流动还是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

不但是不同的要素,就是不同类型的资本,其流动的速率也是不一样的。金融资本的流动速率无疑是最高的,制造业的资本次之,而房地产资本则明显滞重。房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成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

资本一骑绝尘后的结构紧张

这三者流动速率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当资本快速流动的时候,劳动力可能被甩在一边;而当劳动力强行随着资本而流动的时候,作为居民的家人可能被甩到一边。美国愤怒的劳工体现的是前者,而中国农民工的两地分居以及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体现的则是后者。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的形成,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资本国界属性的淡化,资本无国界从理念变成现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性的资本在从本国的社会结构中抽离,从而经历一个与民族国家框架的权力从分离到重新结合的重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那些资本流出国的社会结构,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化。资本的收益在提升,劳动的收益在下降,资产在升值,股市屡创新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层处境尴尬。

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上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显露出来。特朗普的当选,在当时之所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忽视了一个与全球化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因素的存在:美国社会的潜结构。即那个平时不发声的、往往受到人们忽略的那个结构因素。从实体的角度说,他们主要是白人劳工阶层和“农村中老年白人男性”。在这部分选民中,投特朗普的人数是希拉里的两倍。

而造就这个潜结构的,就是资本抽离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断裂。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劳资关系。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使两者能够和谐共处的机制,但由于利益关系,其间的张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工会、谈判、罢工等等这些现代社会中重要要素的存在。在处理得比较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缓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张。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与原来完全不同,这一次不是双方关系的紧张,而是其中的一方抽身而去。

由此造成的结果,劳资的关系不是紧张了,而是坍塌了。由此,一种断裂的社会开始形成了。

结构的斜线切割

我们知道,社会结构是分层的,也就是人们的地位是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的。

在以往的时代,我们看到并习惯的是结构的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个部位,画一条或两条水平的线段,把这个金字塔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于是有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或上层、中层、下层。这就是社会分层。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金字塔仿佛是被一条斜线切割了,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中层、一部分下层,成了步入全球化轨道的部分;其余的部分,则成了被甩在全球化轨道外面的。美国的底特律,中国的东北,都可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

这样的一种结构,假如还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的话,可以这样说,右边的那条边从上往下,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找一个点,底下这条边,从左到右也是三分之一的位置找一个点,把这两个点连一条线,这样就把三角形划成了另外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偏左上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偏右下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实际上都包含了部分的底层、部分的中层、部分的上层。那么这条斜线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新的分野。

左上这半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过程的受益者,但是从这个受益者你可以看得出来,全球化过程的主要的受益者其实更主要的是上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些金融精英、资本精英、科技精英,有人也把它叫做是一个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部分的中下层。在另外的一边,就是右下的这一边,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当中,中下层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上层,他们也是全球化过程的利益受损者。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图景。

资本与权力的脱钩与再组合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虽然不无争论,但绝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资本、市场、民主、自由这些要素之间,是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的;而这些因素聚在一起,共同对抗着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看到两个最基本的推断。第一,资本和市场因素的发育,总会形成对民主自由制度的呼唤。第二,资本和市场与权力间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所有这一切,都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了变化。资本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世界性的流动和布局。对于这一点,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的。即使是眼界开阔一点的人,也只是由此萌生出对民主化扩张的憧憬,至少,给期待权力受到限制的人们提供了某种希望。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走向了一个超乎预料的方向。资本的全球化流动,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属性的形成,意味的不仅是资本配置的新模式,同时,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

我们通常说,资本在本质上要求的是自由,因而,其摆脱权力控制的欲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说法是有前提的,即资本的活动范围与权力的支配范围是重叠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权力的支配,意味着对资本的控制。

但在存在下列因素的情况下,上述的逻辑将会不复存在,甚至可能会发生逆转:(1)权力作用的范围小于资本的活动范围;(2)这些权力之间存在竞争;(3)权力可以通过资本的助力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在这样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第一,权力有可能会对资本尤其是外部资本笑脸相迎,因为外部资本不会削弱权力的内在基础;第二,权力为资本提供某些条件甚至特权;第三,资本可能会顺从甚至助力权力。

资本与权力的可能新联盟

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与资本的类型有直接关系。因此,也许我们首先应当对资本的类型进行进一步的区分。

当我们说资本的时候,通常说的就是私人资本。这里的私人资本泛指民间资本,也就是国家公权力控制之外的资本。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里,即使是在打破地方封锁的情况下,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一般也不超过民族国家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私人资本与权力的关系便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与私人资本不同的是权力本身控制的资本,即一般所说的国有资本。这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显而易见,而且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在此就不详细讨论了。

与本文话题最相关的,是一种全球性资本的出现。就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全球性资本的真正意义是由于其跨越了权力的边界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与权力的关系。

资本与权力的新暧昧。在这个时候,全球性资本由于脱离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权力架构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权力架构已经无法继续主宰资本的命运,因为资本的流动性要远远高于其他要素,并且这种流动性得到整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支撑。

在一个经历了急剧去意识形态化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致力的最优先的目标。而经济的竞争,首先是资本的竞争。而对外流而来的资本提供优惠的条件,甚至是某种特权,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其实,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一致甚至亲和性,在过去的年代里就是被低估了,或是被掩盖了。而现在终于迎来了一种逻辑就本应存在的暧昧与共谋。

国家竞争加剧背景下的利维坦重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一体化,全球村的概念流行一时。似乎一个天下大同的时代正在来临。然而这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理想化想象。

在当时,人们怎么也不会想象到20多年后这样的一种图景:美国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下显露出孤立主义的态势,英国在争议中离开欧盟,俄罗斯一直在明里暗里与美国较劲,中国在越来越强调中国特色。国家这个单元,在受到再次的强调。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愈演愈烈。一些全球化的议题,如环境的问题等,开始被搁置一边。有人开始把今天这个时代叫做后全球化时代。

在后全球化时代,国家这个在20多年前被看作似乎是一个有点过时的容器,在重新恢复活力,国家间的竞争似乎在进一步加剧,优先考虑国内的事情在成为政治家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不这样,问题是现在必须如此高调宣称)。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国家成为一个更独立的、更强有力的实体。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一种新的强人政治开始出现,美国的特朗普、俄国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普京成功地打败了在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各色寡头,埃尔多安在冷酷无情地镇压反对派,特朗普虽然受到制度的掣肘,但也不时显露出任性和强悍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调动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其中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他们都努力在调动特殊性的本土文化资源,利用和张扬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借助于民粹主义,以图压制住精英。与此同时,过去那些年间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在受到颠覆。于是有人问?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共识型政治的黄昏?还有更多的人在担心孤立主义与狭隘主义的重新抬头,担心在民粹主义助力下独裁者的野心与独裁政治的崛起。

新民粹主义:世界性的反应

资本的跨国流动,既是与原属国政治框架脱嵌的过程,也是与进入国再组合的过程,其间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乃至于对原属国和进入国内部政治经济结构的冲击,都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两个层面的反应:国际层面上的逆全球化,国家层面上的民粹主义。

这两年,在整个世界上,从美国到欧洲,甚至在其他地方,似乎都呈现出一种民粹主义复兴的趋势。在有的地方,其表现为左翼民粹主义,如委内瑞拉等,在有的地方,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如意大利。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在对自从文明诞生以来就形成的精英--民众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支配的世界秩序的冲击。

民粹主义这新一轮的勃兴,与两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全球化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造成的全面结构失衡。另一个就是资源(资本、权力、影响力等)的不断集中与信息(包括表达机制)的不断扩散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构成新一轮民粹主义基础的新联盟,即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斜线式切割基础上形成的新联盟。也正因为这样,我前些天讲过几次富豪民粹主义这个问题,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富豪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民粹主义的代表。这与历史上一些上层人士出于理想而站在穷人立场不一样。比如特朗普,他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民粹主义的特征以及他在社会的下层得到的支持和拥护,不是他用背叛富人的利益、改变他原来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换来的,恰恰相反,他是在固守原来的那样一种政治理念,同时也是明显在维护富人的利益的同时,寻找到了底层的支持,真正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恰恰是在这里。

自由主义所面临的挑战

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前后,学者福山曾经做出一个著名的判断:历史终结了。也就是说,虽然今后时光还在延续,但已经没有新的故事。市场、民主、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成为今后唯一的线索。

在现象的层面,福山说的似乎没错。即使事实会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偏离,但基本的理论框架仍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个词儿:似是而非。即表面上的一切似乎真的如此,而实质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差不多30年前,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为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了30年。福山的这个论断是对了,还是错了?也许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福山说,今后的历史要往西走。事实是,确实没有往东走,但也没有往西走;而是往南走了。

在这样的时候,自由主义实际上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而在这种挑战背后的。就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自由主义的对象有了可观的进展,而自由主义本身却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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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孙立平社会观察(2019-10-2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3期,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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