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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香蒙難記

2011年08月03日

綁架

在東北出差近半個月,白天拍攝,晚上上網,知道曉波獲獎後,北京已是風聲鶴唳。於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後先在他位於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時間,等有司瘋夠了再回家。

擔心被定位,10月27日中午登上飛機後隨即關掉了手機,把電池和電話卡從手機上拆下,中止了與外界的通訊聯繫。

下午3點左右飛抵北京,在機場和滕彪等人告別,與他的助手歡歡乘機場大巴去望京。在機場高速路上,發現筆記本電腦不見了。我這該死的記性,一定是落在飛機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馬上用固定電話聯繫機場失物招領處,那裡的工作人員說,我的電腦信息已有登記。立即出門,去一條街之隔的民航幹部管理學院乘機場大巴。

走到民航幹部管理學院門口,突然被人從後面按住,仰面架起,一邊向後拖,一邊黑頭套從天而降。腦海裡閃過第一個念頭:原來黑頭套這麼厚,有一股腳臭味兒。

「救命!」聽到自己在尖叫,之後是拚死掙扎,希望拖延時間,讓更多的人看到我被綁架的一幕,並能報警。掙扎的過程中,黑頭套被我掙脫了,在被七八個大漢頭朝下腳朝上塞進面包車時,記住了這個最後的鏡頭:我用雙腳鉤住白色面包車的門框,不肯就犯。一個綁匪變形的臉,惡狠狠地俯視我:「再掙巴就弄死你!」隨後便失去了知覺。

隱隱約約醒來,感覺車停了下來,以為到了目的地。一會兒車又繼續開,再停下。幾番之後開始飛速行駛。明白之前在等紅綠燈,之後上了通往郊外的高速公路。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盆冷水撲面而來,恍惚中看到一個黑屋子,惟一一盞燈直直地照在我的臉上,許多張臉在眼前晃動,一隻手伸過來,抓住我的衣領,把我從地上提起來,重重地扔在一個凳子上。頭狠狠地撞著了牆。嘴裡很腥,胸口很痛,想到了小說《紅岩》裡的渣滓洞。

數度昏厥,最後醒來時,躺在一張床上。彷彿潮水從頭頂退去,身體雖極度虛弱,意識卻逐漸清晰起來:這一切終於來了,好快!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了,朋友們知道了我失蹤的消息嗎?最晚明天,歡歡會去工作室,她應該知道我離開後沒有再回去。她一定會告訴滕彪的。

環顧四周,我判斷這是一個郊外的小旅館。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北面是門和廁所,南面是窗戶,東面的寫字檯和椅子摞在一起,被移到了窗戶下面,騰出的地方靠牆放著一張凳子,是我之前撞著頭的地方,西面就是我躺的這張床了。有五六個人走來走去,低聲耳語。有人發現我醒了。

在審訊開始前給自己定下了兩個原則:一、餓死事小,失(氣)節事大,自己的事可以談,絕不提任何朋友的名字;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既然來了,就做最壞的打算。

較量

我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靠在床頭,不知什麼時候被弄傷的背部一陣刺痛。

審訊開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間,只留下「一號」(我把審訊我的人按先後順序編了號)。他看上去三十歲左右,頭髮打了厚厚的摩絲,像招手停一樣翹著,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領敞著,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銀項鏈。很想告訴他:難看,像拴狗鏈。

他誇張地活動活動手腕,點上一支煙,套上一個透明煙嘴,用帶著銀戒指的蘭花指捏著,踱過來,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邊。我低下頭不看他。過了一會兒,他用一根手指按著我的腦門把我的頭頂起來,把耷拉下來的一縷頭髮挑到耳後,然後深深地吸一口煙,悠悠地吐到我的臉上。顯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閉上眼睛,不上他的當。又過了一會兒(感覺有一個世紀那麼長),他把胳膊輕輕搭在了我的腿上,身體向前傾,幾乎是耳語:「看著我。啊?你看著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的目光。他一隻眉頭向上挑起,擠眉弄眼地湊到離我不足一尺的距離。

「請離我遠點兒!」我竭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有力量。

「多遠?」

「越遠越好!」

「為什麼?」

「我討厭煙。」

他站起來,踱到桌子那邊,掐滅了煙,又靠過來。

「你看,煙沒了。這下可以說話了吧?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和你沒什麼可說的,把你們的頭兒找來。」

隨後閉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這個小痞子還挺有耐心,自說自話持續了差不多一小時。進來一個人與他耳語了幾句,那人走出去。不一會兒,又進來四五個人,其中一人十分面熟,像是北京東城區國保大隊的周隊長。幾個月前曾被他約談過一次,那次他與我隔桌而坐,雖然言語中透著威脅,但始終面帶笑容。現在這人板著臉,帶著黑色墨鏡,個頭也比我印象中矮不少,顯然是這次綁架事件的次要角色。所以我一時還不敢確定。

「起來,跟我們走!」有人發話。

我挪到床邊,穿好鞋,腳剛沾地,頓時痛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腳踝也受傷了。顧不上想,黑頭套又罩了下來,我被兩人連架帶拖,踉蹌著往外走。走過長長的過道,走出大門,像貨物一樣被塞進車裡。

這次汽車沒有行駛多久就停下來,我被帶進一個大房間,走了十來步拐進另一個房間後,被按在一個方凳上坐下。隨即,房內嘈雜的人聲散去了。只留下一個人圍著我開始踱步,靜靜的房間裡只有他的腳步聲,一圈又一圈。停下,一把扯下黑頭套。也許適應了黑暗,這屋裡的亮光刺得我眼睛睜不開。

「你叫什麼名字?」

看清了,是一雙登山鞋。我的目光順著登山鞋慢慢往上移:戶外登山褲、藍色運動型針織衫,披著休閒外套。一個皮膚白淨、眼睛大得像瞪眼羚的年輕人——「二號」。看來他喜歡戶外運動。

「你叫什麼名字?」他又問了一遍。

「你們不知道我是誰就把我綁架來?」

「我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

「華澤。」

眼睛已經適應了環境,環視四周,屋子有二三十平米,我坐在正中間,前面三米左右有兩張椅子和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一個四四方方的公文包,是錄音設備——電影裡常看到的那種經典的審訊場景。

「你今天下午剛下飛機?」

「對。」

「從哪回來?」

「丹東。」

「幹什麼去了?」

「拍片子。」

「去了幾天?」

「3天。」

「拍什麼?」

「律師辦案。」

「都幹什麼了?」

「會見當事人和家屬,去法院、檢察院複印案卷。」

「這麼點事兒要3天?」

「時間還挺緊張的。」

「是哪個律師?」

「我不想說。」

「為什麼?」

「我不說別人的名字。」

他又踱了幾個來回:「你看起來很虛弱。」

痛、累,坐不住。

搬過來一張椅子:「坐著吧。舒服點?」

「是,謝謝。」

「我們接著談?」

「談吧。」

「為什麼拍這個律師?」

「喜歡。」

「為什麼喜歡?」

「喜歡一定要理由嗎?」

「不要嗎?」

「我喜歡什麼不要理由。」

聽見他運了運氣,停頓片刻又重新開始。

「拍完到哪裡播?」

「哪裡出錢買就在哪裡播。中央電視台要買我也願意。」

「要是沒人買呢。」

「那就謹以此片獻給我喜歡的人唄。」

「你就拍這一個律師,還是拍一個系列?」

「不確定。如果還有喜歡的就再拍呀。」

「你說的喜歡是什麼意思?」

「說了你也不明白。」

「你是怎麼認識這個律師的?」

「年代久遠,不記得了。」

在律師和拍片的問題上糾纏許久,他一無所獲。

門「砰」地一聲被推開。一個高個兒男子在四五個人的簇擁下隆重出場。

「三號」——四十歲左右,小眼睛,西裝革履,皮鞋亮得蒼蠅站在上面都會滑倒。他把手裡拿著的煙盒、手機往桌上一拍,坐下,二郎腿一翹,一邊不停地抖動著,一邊氣勢洶洶地說:

「你別難為我的弟兄們。你不是找領導嗎?我來了。告訴你,我忙著呢,沒空跟你費話。你來句痛快的,能聊不能聊?」

「我不是一直在和你的弟兄聊嗎?」

聊不下去了,卡殼了。「你一會兒不記得了,一會兒不想說了。這叫聊啊?到這兒來你還想掌握主動權?沒門兒!告訴你,來這兒的就不可能隨便出去。我問你就答,這才叫聊知道嗎?」

「請把證件給我看看?你們是哪個部門的?」

「說出來嚇死你!」(和國保打交道又不是一兩天了,沒嚇過啊。莫非是國安?)

「說出來聽聽。」

「現在我不能說,以後再說。」

我笑了。「三號」氣得咬牙切齒,臉都扭曲了。

「我能讓你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你信不信?」

繼續笑著,看戲似地盯著他。這時,外面傳來狗吠聲。

「我把狼狗牽進來和你玩玩你信不信。」

「行——啊——。」我笑得已然力不可支。

一旁的「二號」幫腔:「你怎麼這麼傲慢?有什麼好笑的?你應該恐懼,正常人上這兒來都會恐懼。」

「我為什麼要恐懼?你們把我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用暴力綁架到這裡來,連自己的身份、名字都不敢說,證明你們更恐懼。你們如此恐懼,我就不必恐懼了吧。」

「三號」顯然是氣瘋了,他一拍桌子:「最後問你一句,還能聊不能聊?」

「沒什麼可聊的。」

「好,你想當江姐是不是?那我成全你!我向來是先禮後兵,現在禮完了,該兵了。你等著!」他說完幾乎逃跑一般衝向門口,屋裡所有人隨他蜂擁而出。

在他臨出門前甩給他一句話:「被你們綁架到這裡,就沒打算活著出去!」

門「砰」地關上,又打開,進來了「四號」。他衝我大喊一聲:「站起來!坐舒服了你是不是?」

我搖搖晃晃剛站起來,身下的椅子就被他一腳踢倒了。

「你有正經營生沒有?啊?」

不解地看著他:什麼意思?

「又沒男人,又沒正經營生。啊?」

(明白了)「你認為自己幹的這叫正經營生?」

「你住嘴!我們領導問你話,是看得起你,你那叫回答?你那還不如不回答。你那麼回答你不如乾脆別說話。」

跟這個瘦小的委瑣男也確實沒什麼可說的。

「你幹嘛不找個男人?幹嘛不找個正經營生?你什麼東西?!」

都什麼邏輯啊?這人上過學沒有?

他又重複了N遍這兩句車軲轆話。看來他對我沒有男人、沒有正經營生這件事耿耿於懷。

我看著他一言不發。

「好,你不說話,你不說話是不?!」

他剛才不是讓我乾脆別說話嗎?

他惡狠狠地圍著我轉了一圈,停在我身後。「禮」完了,要開始「兵」了吧?是什麼樣的「兵」?傳說中的酷刑一件件在腦海裡過了一遍。想到某人常說過的話:最看不起進去就慫,出來就硬的人。我不會給某人機會讓他這樣評價我的。再說,我這身子骨,估計兩下兒就完,痛苦也不會有多長時間。我準備好了。

他怎麼還不動手,時間過去了多久?右腳痛得站不住,全身的力量都在左腳上。我已經開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別倒下,千萬別倒下!別讓他們以為我害怕了。

聽見有人在和我說話,神智慢慢恢復過來。是「二號」,他把椅子端過來,讓我坐下,開始唱白臉:

「你為什麼發抖啊?」

「冷!」

他出去轉了一圈,拿了一個白床單進來:「沒有衣服,給你這個吧。」

我把床單裹在了身上。「二號」拉過來一把椅子坐在我旁邊,「語重心長」地開始聊。

「你怎麼這麼固執啊?其實我們就是要你一個態度。」

「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個守法的公民非法綁架到這裡來,還有什麼資格和我談態度?」

「你要是總追究前面你怎麼來的這件事那就沒完了。你又改變不了現實。」

「我是改變不了現實,但我可以不合作。我和小流氓也不可能合作。」

「小流氓?誰是小流氓?」

「調戲我的人,要讓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的人。我可以忍受大流氓,但不可以忍受小流氓。」

「他們有什麼區別?」

「大流氓竭力掩蓋流氓的本質,他們知道那是醜的。小流氓赤裸裸地表演流氓的本質,他們以丑為美。」

「哦,有道理。但是你也太傲慢了吧?你知道嗎?你的態度讓人感覺是在挑釁。」

我糾正他:「不是挑釁,是不屑。讓我消失?別跟我來這一套。我越說越生氣:不就是死嗎?我們納稅人花錢養著你們這些無惡不做的東西,天天看著、聽著你們的惡行,我早就活膩了。」

他倒很有耐心:「你想過沒有,可能不會讓你死,就讓你耗著。你受得了嗎?」

「耗吧。油幹了,燈就滅了!」

「你怎麼這麼不識時務呢?你做的事不是都光明正大的嗎?說說有什麼關係呢?」

「我告訴你了,可以說我自己,不可以說別人。」

「什麼時候了,你還想著別人,你自己能不能出去都還不知道呢。」

「對我來說,內心的安寧和靈魂的自由,比身體的自由重要得多。你不會明白的。」

他愣了好一會兒:「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想想,你也再想想。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吧。」

我提出要上洗手間,他叫來一個女看守陪我去。從洗手間出來,地上已經放好了一個床墊,上面有一套被縟。女看守說:「就在這上面湊合睡吧。」

怎麼?這就完了?沒有酷刑?也不打算耗乾我了?不管它,先把自己虛弱、顫抖不止的身體放平、暖和了再說。

一男一女搬來兩張椅子坐到床墊旁邊。我平生第一次,在足有兩百瓦的燈光下,在兩個看守的監視下,閉上了眼睛。

疲憊至極,卻徹夜難眠,能感覺到心臟對胸口猛烈地撞擊。全身開始疼痛,雙肩、腹部、四肢,是綁架時使勁掙扎的結果吧,運動量太大了。

聽天由命地躺著。看守們換班時走動的腳步聲、低語聲、椅子發出的吱吱響聲,甚至喘氣聲都那麼真切。

不知道幾點了,天光透過厚厚的窗簾滲透進來。這是一個靠南的房間。一個身材五短、健壯的男人走了進來(這個打手,昨天綁架我的人之一!),他把手插在褲兜裡走到我的旁邊,眼露凶光,看著我,用腳踢了兩下床墊:「起來!請你來療養的啊?!」

我爬起來,整理好被縟,默默地坐在床墊上。

「二號」進來,拉過一張椅子,靠近我坐下。

我們繼續昨天的話題。

「我再重複一遍:我只談自己,不談別人。」

「這是你的原則?」

「是。」

……

「『華澤』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花的海洋。古漢語中花、華不分。」

他開始問一些我看起來很無聊,也許對他很重要的瑣事: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教育狀況……談話就這樣拉拉雜雜、漫無邊際地進行著。

「從昨天到今天,你們對付我的足有二三十人了吧?納稅人的錢你們就這麼糟?」我開始提問。

「你怎麼知道我們花的是納稅人的錢?」他饒有興趣地看著我。

「不是嗎?」

「不一定哦。」

「難道是安元鼎?」

「說不定哦。」

「幹這份工作一定很痛苦吧?心裡會有陰影嗎?」

「你怎麼就這麼肯定?」

「看你也是受過教育的,至少是大學畢業吧。你會告訴你的家人你們綁架了我嗎?」

「不能說是綁架。」

「那是什麼?」

「我們叫,弄進來。」

「你知道這是違法的吧?」

「法律包括很多層面,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

「哦,很新鮮,我不知道的也叫法律。」好奇地看著他:「告訴我吧,你究竟屬於哪個部門?「

「告訴你你也不理解。就算將來有一天,我們在另外的場合見面,你也不會理解。」

「那就告訴我你的名字吧。雖然你是這個具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的犯罪團夥中的一員,但將來你受到審判時,我可以出庭為你作證,證明你在我被綁架期間,沒有對我施以酷刑。」

他笑笑:「你覺得這一天還有多久?」

「人算不如天算。也許10年,也許一夜之間。我相信,你我有生之年都會看到的。」

「那你在這之前打算做些什麼?」

「用筆、用心、用攝影機,記錄下這個時代的變化。」

他點點頭,轉了話題:「你該吃點東西了,你想吃什麼?」

「我要先刷牙,不刷牙不能吃東西。」

他用了十幾分鐘來說服我:用水漱一漱也可以起到清潔口腔的作用。我堅持必須用牙刷、牙膏。

他終於說:「其實,找一個牙刷來也不是太難的事,不過你昨晚看起來情緒不穩定,我怕你傷著自已。」

「原來這樣。睡覺有人守在旁邊,上洗手間也有人貼身『保衛』,原來是怕我自殺。」

「是啊,你昨天說到死的時候眼都不眨,你把我驚著了。」

這回輪到我笑了:「放心,我不會自殺。要死,這筆血債也得給你們留著。」

「你要在這裡被弄死了也沒人知道。」

「那可說不定。你們這二三十個人就沒有一個有良知的?今天不說出去,你能保證10年、20年後也沒人說出去嗎?別那麼自信。」

「你真地不怕死?」

「人怎麼活不是一輩子?庸常地活也是一輩子,精彩地活也是一輩子。有什麼可怕的?」

「那你得吃東西,把身體養好,才能精彩地活呀。」

「要刷完牙才能吃東西。」

「你這人還真固執。你知道嗎?你的許多朋友都比你有智慧。」

「知道。」

最後談判的結果是,我用手指當牙刷,抹著牙膏刷了牙。然後吃了幾根青菜、幾塊香菇、幾口方便麵。

「二號」出去了。馬上進來兩個看守,一左一右坐在兩邊。看來我可以繼續休息了。

這一天的「談話」就這麼結束了。他們這是要幹什麼呢?如此「隆重地」把我綁來,就這麼呆著?看來,我們相互無法理解。我們不是同類,我與他們之間的差別,比狼和狗的差別大很多吧。

四周真靜啊,只有狗叫聲。偶然,遠處有飛機轟鳴而過。猜測所處的位置應該是在機場的東面。這是他們的一個秘密處所,專門關押我這樣的異議人士?他們有多少這樣的秘密處所?關押過多少異議人士?這裡有過酷刑嗎?那些從這裡走出去的朋友還能過正常的生活嗎?一年以前,無論如何,我不會想到自己有今天這樣的遭遇。胡思亂想著,挨到天黑,又天亮。

打手又來了,用腳踢床墊。我翻過身,用後背對著他。他一把掀起被子。我仍然躺著,不理他。他火了,圍著床墊走了兩個來回,開始破口大罵:「你個賤B,你以為你是誰呀?裝TM什麼丫挺的?……」繼續罵,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來:「你什麼東西?給我滾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說?我弄死你!」

「二號」奪門而入,我朝他大喊:「讓這個打手離我遠點,等你們要弄死我時再讓他進來!」

「二號」攔住了衝過來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著我:「你等著,我把你拖出去挖個坑埋了!」

我氣得渾身發抖:「我等著你們把我給埋了。我知道你們做得出來,但是你記住了,總有一天,你們會受到審判!」

已經是被綁架的第3天了,怎樣才能讓外面的朋友知道我的下落?

看守我的人至少有五班,每班兩人一男一女,大約兩小時一換。每次「二號」一進來,看守立即出去,「二號」一出去,看守立即進來。從看守們簡短的交談中能聽出來,他們是從不同部門抽調來的。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的情況。如果我大聲自言自語,讓他們知道我是誰,我是如何被綁架到這裡來的,他們中間會有人把消息帶出去嗎?我不相信這幾天接觸過的所有的人都是鐵板一塊、鐵石心腸。我把頭埋在雙膝上默默地想著,門「砰」地開了,湧進來一幫人,其中一個緊挨著我坐在了床墊上。是「一號」,那個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

「抬頭!看我!」

我不動,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點上煙,吸一口,找準位置,「噗」把煙從我趴著的頭和胳膊縫隙間吐進來。我朝遠處挪了挪,繼續埋著頭。他也跟著挪到床墊中間:

「呃,你怎麼這麼淡定啊?在台灣受過訓吧?」周圍嘻嘻哈哈一片笑聲。

從這句話裡,我再次確認他們不是國保,而是國安。他們接受的就是這樣的信息吧:我是間諜,是特務,危害了國家安全,是國家的敵人。否則怎麼能讓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下這樣的狠手而不會感到良心不安呢?怎麼讓他們相信自己從事的職業是有尊嚴的呢?這會兒他們不是來審訊我的,他們顯然是閒得無聊來找樂子。我始終埋著頭,一言不發。鬧了一陣,實在沒什麼可樂的,一幫人揚長而去。

之後的時間裡,「二號」不時會走進來站一會兒,和我交談幾句,我知道他在研究我背包裡的東西。

「你那個雙肩背是裝攝影機的,還是放照相機的?」

「都有」。

「東西呢?」

「放朋友家了。」

他想知道那些SD卡是干嘛用的。那卡是專業設備用的,如果他用普通相機看不到裡面的數據。

「416的紀錄片是你製作的?」

「對。」

「不怎麼樣嘛。會講故事的人都會做,沒什麼技巧。」

「謝謝誇獎!紀錄片的最高境界就是無技巧。」

「你為什麼關注這幾個人?」

「我愛他們。」

「你還挺逗,你愛的人那麼多,卻不結婚。」

「我說的愛和你說的兩碼事。」

他在看416的片子,那讓無數人激動過的場景不知道是不是也會感動他。很想告訴他,那就是愛。

「你有幾部手機?」

「好幾部。」

「為什麼把它們拆開來?」

「準備做清潔。」

「為什麼不開機?」

「省電話費。」

他在檢查我的手機。我有兩部手機,那部專門用來上推的買了沒幾個月,被他碰過了,髒了……

「你過去的生活不錯嘛,去過不少國家。」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周遊世界。」

他在看我拍的照片?U盤裡肯定沒有。是看我的博客嗎?

「賺錢不少吧。」

「我賺的每一分錢都是干淨的。」

「你不想回到原來的生活去嗎?」

「每天都想。就是回不去了。」

「我可以幫助你。」

「你幫助我?你怎麼幫助我?你能讓結石寶寶健康嗎?你能讓趙連海被釋放嗎?你能讓汶川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砸死的孩子復活嗎?……」

「難道這個國家就沒有讓你滿意的地方?」

「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把我綁架來?我違法了嗎?世界上有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政府會這麼做嗎?」

「當然會呀。美國中情局也會綁架的。」

「小夥子,你美國大片看多了吧?美國中情局只對外,不對內,它不可能綁架美國公民。」

「你從來不知道妥協嗎?」

「不同利益團體可以妥協,不同利益訴求可以妥協。和流氓怎麼妥協?和強暴你的人怎麼妥協?他說要強暴十次,你說兩次算妥協?他說要強暴一小時,你說20分鐘算妥協?」

「二號」扭頭出去了。

又是一個不眠之夜,早晨起來感覺異常虛弱,身上穿的牛仔背帶工裝褲整整肥了一圈。穿上鞋,搖搖晃晃站起來,鬆鬆垮垮的褲腳竟踩在了腳下。彎下腰去挽起一截,再站起來時,只覺眼前一黑。

聽見一片嘈雜的人聲,感覺離我很遠。有人在掐我的人中,指甲幾乎嵌進了骨頭。痛得睜開眼睛,看到打手那張幸災樂禍的臉。軟軟地仰面躺著,無力反抗。周圍站著五六個人,有「三號」,還有東城區國保大隊周隊長。對,現在我可以確定就是他。雖然他仍然帶著墨鏡,一言不發。

「走,穿好外衣,跟我們走。」

被人架起來,第三次帶上黑頭套,塞進一輛轎車的後座,一左一右被兩個男人押著,離開了這個囚禁了4天的地方。

不知道要被帶去哪裡,用心辨別著方向。車子不停地拐來拐去,有人打進電話,聽出接電話的是副駕駛位置坐著的周國保,聽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大概這趟差事辦得有點窩囊。

走了大約兩小時左右,傳來火車站廣播喇叭聲:「各位旅客請注意……」是遣返!

「你們要把我送到哪裡去?我連換洗衣服都沒有。你們必須通知我的家人。」我一把拽下黑頭套。兩個男人大聲喝斥著按住我,黑頭套立即又被罩上。右邊的那個人用手按住我的頭,我的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前不能動彈,綁架那天被弄傷的背部痛得像要裂開來。我一邊喊「放開我!」,一邊反抗。坐在前座的周國保厲聲制止。右邊的男人狠狠攥住了我的手,使勁揉搓。「你掙!你掙啊!」他的聲音低得只有我一人能聽見。是那個打手,他在報復我!

周國保開門下了車。打手一邊將我的手腕往後扣,一邊從牙縫裡罵:「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厲害嗎?我就捏死你!捏死你這個賤B!」

我大聲反擊:「你這人渣,給我提鞋都不配!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我的手腕被他擰得和胳膊形成了30度銳角。四肢開始痙攣,漸漸麻木,失去了知覺。

周國保回到車裡。車子啟動,行駛不遠,停下。

「下去!」

「我的腿動不了。」

「你TMD裝什麼裝?!」

打手用腳踢我,接著把我往外拖。在拖出車門前,黑頭套被摘了下來。

是站台,就在火車車廂門口。秋日明媚的陽光穿過站台灑在了我的臉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我被公然綁架,就這樣被兩個男人在地上拖著……淚水終於奪眶而出。

我哭喊著:「放開我!放開我!」

有人從後面抱住了我:「你們別這樣對她。你們放開她。」

我抬頭看:「你是誰?」

「我是陳明(化名)。」

「啊?陳明,是你嗎?」

「是我。我來接你回新余!」

陳明,江西新余廣電局辦公室主任,我好朋友的丈夫。多年不見了,我們竟以這樣的方式相逢。

陳明抱著四肢麻木的我登上了火車。乘客還沒進站,軟臥車廂裡只有我、陳明和兩個自稱是街道辦幹部的便衣警察。

40分鐘後,火車駛離了北京西站。整整68小時,我終於脫離了黑幫的魔掌,開始了被軟禁的日子。

軟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轄市。21年前,我曾是《新餘日報》的一名記者。1989年辭職後,有過一段浪跡天涯的日子。記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辦護照,那時我的戶口還在報社的集體戶上,開個證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於是,我和好友,陳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戶口落到他家,這類瑣事以後就可以拜託建建幫我辦了。就這樣,陳明成了我的戶主。

大約在我被綁架前一個月左右,國保找到陳明瞭解我的情況。他們告訴陳明,我參與了一些重要的維權活動。陳明回家和建建說:不會是華澤吧?她會參與這些事嗎?建建肯定地回答:就是她,沒錯。我瞭解她。

10月28號晚上,陳明接到領導的通知,讓他和市國保一起來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費用由陳明所在的單位支付。不知道陳明有沒有後悔當年同意我把戶口轉到他家?不知道領導有沒有責怪他「交友不慎」?總之,陳明和他的單位被我株連了。

一登上開往江西的火車,我就要求檢查背包。便衣把包遞過來,我剛打開背包拉鏈,手機就掉了出來,女便衣一把搶過:手機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還有一部手機。這部手機是專門上推的,我從未用它打過電話,乾淨得就像初生的嬰兒。去東北出差,打電話的那部手機只有一塊電池,以防萬一,我在這部上推的手機裡,存了兩個當時正在拍攝的朋友的電話。依我的記性,自己家的電話號碼,如果不存在手機裡都是記不住的。這次細心救了我。

我把倖存的手機悄悄塞在褲兜裡。車開後,乘上廁所的機會打了兩個電話。第一個打給浦志強,電話響了很久,他沒有接。第二個打給滕彪,通話時聲音很雜,斷斷續續,我告訴他:我被綁架了,綁架我的人中有一個是東城區的國保;我現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電腦還在機場,請務必設法幫我拿回來。沒說幾句電話就斷了。這時,浦志強的電話打了進來,他告訴我,自27號從伊春回北京後他也被軟禁著,但是可以與外界聯繫。我把和滕彪說的話對他重複了一遍,他頓了頓,慎重地對我說:「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生活。它早晚都要來的。你要學會獨自面對。」我說:「好,我知道了。」

後來,50天與世隔絕的日子裡,我曾多次想到這句話,我把它當成一個先行者對後進的忠告。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打完這兩個電話,手機還剩一格電。我不知道前面有什麼在等著我,我要留著這格電,危險來臨時用它呼救。雖然我不知道誰能救我,怎樣救我。總之,我不能就這樣消失,我要讓朋友們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車上,來接我的兩個便衣好奇地向我問起了劉曉波。這是自我失去自由後,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這三個字。

「你和劉曉波是什麼關係?

劉曉波是干什麼的?

……」

我的猜測得到了證實,因為我在《關於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聲明》上的簽名。姓名:華澤,居住地:北京,職業:紀錄片導演。就這麼幾個字,他們綁架了我,接下來他們還要囚禁我。同時得到證實的是,綁架我的就是國安。

這是一個野蠻國家、黑幫政府。文明社會的準則在這裡不被遵守。與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別是,對異議人士由殺頭、流放,變成了綁架、失蹤。這一切必須改變!

於是,我開始給他們講八九六四,講《零八憲章》,講諾貝爾和平獎……說到這些我開始興致盎然起來——既然有司要用綁架、囚禁的方式讓我分享曉波諾獎的榮譽,那麼,我不能枉擔了虛名,我要一路播撒火種。

火車快到終點站時,兩名便衣和陳明都對我說:我們只負責接你,到新余後不會再見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虧,該服軟就服個軟。

我笑著謝謝他們的好意,我的字典裡沒有「服軟」這兩個字。

到火車站來接我的新余市國保陳建軍(音譯)40歲左右,一看就是軍人出身,沒讀過多少書。剛上車他就開始給我上課,什麼:

家醜不可外揚啊,你們把家醜揚到國際上去,影響了國家形象;

你們不能鑽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你們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國外反華勢力利用了。

我一點兒都不擅長這樣八股的話題,不過看他被洗腦成這樣,只能耐心回應:

就是怕影響國家形象才呼籲釋放劉曉波,怎麼能把諾獎得主關在監獄裡呢?獲諾獎是我們的百年夢想之一嘛;

法律是執政黨制定的,維護法律的尊嚴怎麼是鑽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難道讓我們用坦克做武器嗎?

說到國外反華勢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麼利用我的?

他說:「我不瞭解你,回頭我們再談。」

我嚴肅地告訴他:「不瞭解就不要亂扣帽子。花點時間瞭解了再來和我談。」

我最煩不敬業的人,為什麼這次讓我碰到的都是不敬業的人?為什麼不多花點心思瞭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軟不吃硬的人嗎?我認為,哪怕是國保、國安這樣無恥的職業也應該做得敬業。

到新余後,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賓館。這個賓館座落在城市北部邊緣,六層樓高,最初應該是按三星級標準修建的,不過現在看起來已經有些陳舊了,好在被縟還算柔軟、白淨,衛生間也挺寬敞。我住在二樓9207房間,據說這是整個賓館惟一的三人間。兩個女警與我同住,兩個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兩班,24小時一換,我的貼身「保鏢」共八人。

一進房間,女國保歐陽就向我宣佈了幾條紀律:不能與外界聯繫;不能會見朋友;活動範圍不能出這座樓。

「保鏢」們自我介紹時,只說姓,不提名,說自己是刑警、經警、治安警,就沒有人承認自己是國保。看來這個警種還真是見不得人。不過,我這雙已經閱國保無數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個人中有三個市公安局的國保,其餘的人都是從各分局抽調來的。我的安保級別高到他們從沒經歷過,分局的幾個人,就連他們的頂頭上司也只知道他們被抽調來執行任務,至於在哪裡執行任務,執行什麼任務,一律保密。

市國保胡支隊長來了——說是領導,沒人介紹他的身份,時間長了,我自己琢磨出來的——領導很客氣,他說:這是公安部統一佈置,你在這裡呆多久取決於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鐘都不想讓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勸我把這當做一次度假療養。

我向胡支隊長提出要給母親打電話報平安。母親快70歲了,沒有我的消息她會著急。胡支隊長說要向上面請示。

沒有人找我談話,也沒有人向我宣佈限制自由的理由。總之,我這只知起點不知終點的軟禁生活開始了。

進衛生間先給滕彪發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賓館9207房間。新余警方對我很客氣,請放心。手機只有一點點余電,不敢等回覆,趕緊關掉。

然後洗澡。第5天了,這套衣服沒離過身,床上睡著也是它,地上躺著也是它。一分鐘都不能再忍受。

脫掉衣服,檢閱被綁架4天「收穫」的傷痛:人中月牙型的傷口很深,至今輕輕觸碰仍有針扎般的刺痛;頸椎下方的背部被撞傷,晚上睡覺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佈滿青紫色的瘀血,還有扭傷的右腳。人中和右手的傷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麼傷到的?綁架那天曾數次昏厥,怎麼也想不起來他們究竟對我做過什麼。

洗完澡已經疲憊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過鐵柵欄的隔斷看新余的天空。這裡沒有我任何親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連賓館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習慣和兩個「保鏢」共處一室。她們睡覺千萬別打呼、別磨牙、別說夢話。長期失眠,使我對睡眠的環境要求很苛刻,必須非常安靜、非常乾淨。

計劃11月的歐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後說不定會被限制出境,周遊世界的夢想或許就此結束了;滕彪幫我拿回筆記本電腦了嗎?千萬別落在黑幫手裡;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銀行信用:信用卡過了還款日,去歐洲旅行的機票刷了兩萬多,那會是一大筆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藥沒有帶怎麼辦?身體會出現什麼後果?

我想來想去怎麼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沒有了,這些還有什麼可擔心的?不能周遊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連北京都沒離開過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後也沒打算從銀行貸款;筆記本電腦滕彪一定會想辦法幫我拿的,即使拿不回來也沒辦法;藥不吃又有什麼了不起——被綁架時連死的準備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親,她有心臟病。10月8號諾獎公佈那天晚上,許多朋友在慶祝聚餐時被抓,第二天母親離開北京回江西,在火車站告別時曾向她保證:我不會有事,放心吧!現在我只想對她說:對不起!媽媽,我沒有遵守諾言。

即來之,則安之。煩躁、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會影響我的敏銳性和判斷力。我對自已說:很好,就當作是對內心定力的訓練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車站接我的國保陳建軍推門進屋,一邊接電話,一邊指著我:你和北京聯繫了?你還有通訊工具?他扭頭示意兩個女「保鏢」: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機被搜走了,那是我與外界聯繫的惟一希望。順便搜走的還有背包裡的一些小型專業設備:無線音頻發射器、微型攝像機——他們不知道那是干什麼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裡只剩下一本攝像機的說明書。我自己拿起攝像機拍片子的時間不長,攝像機的一些功能還記不住,隨身帶著說明書,需要的時候可以查閱。在後來的許多天,這本說明書就成了我惟一的讀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這樣度過的:

清晨7點半起床,洗漱後下樓吃早餐;上午看書、寫日記、練瑜珈;11點半午餐;下午看書、練普拉提斯(一種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運動)、洗澡;晚餐後看電視、睡覺。

開始時很不適應,「保鏢」們從早到晚開著電視,那些噪音讓人心煩意亂。不過,很快我就學會了在電視聲中看書、寫日記、健身……

一天晚餐後我說要出去散步,陳建軍打電話請示領導,得到的答覆是:可以散步,但不能離開賓館的院子。於是,我的生活多了一個項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貼身紅毛衣,下身是寬鬆的背帶牛仔工裝褲,外套黑色風衣(這些是我被綁架時的全部衣裝),在四個「保鏢」前呼後擁下,繞場20圈(那陣勢一定很可笑)。

這個賓館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長方形,東西80步,南北35步。整座樓只有兩個窗戶是被鋼條封死的,其中一間就是我住的9207。第一天散步,就發現了院子東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樹。這個長滿黃白色小花、香氣襲人的綠色植物,給我孤獨而漫長的軟禁生活帶來了些許生氣。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親通電話,一週後還沒有得到答覆,11月9日早餐時再次提出要求。陳建軍說:「本來給你母親打個電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個手機,而且和外界聯繫了,造成了惡劣的後果,所以不能讓你和母親通電話。」

「造成什麼惡劣後果?」

「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們還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對一個守法的公民你們卻連起碼的人道都不講。我有另一個手機,是北京警方交接時沒有告訴你們,那不是我的錯。向朋友通報消息是我的權利。你們要以此來懲罰我?好吧。不是怕我與外界聯繫嗎?從現在開始,我宣佈絕食!我倒下時你們得送我去醫院吧?到醫院我就大聲呼救,告訴所有人你們綁架了我。」說完,我離開餐桌,揚長而去。聽到後面幾個人追上來的腳步聲。

「小陳不懂事,你別和他生氣!」

「不懂事沒關係,千萬別沒人性。誰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親通話我們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請示。」

「給了你們9天時間,向聯合國請示也應該有答覆了。」

回到房間,我開始了第一次絕食:爭取與母親的通話權!

上午,胡支隊長來了:「我這就請示領導,問題不大,但得有一個時間週期吧?你先吃飯。」

「請示吧,我等著。和母親通話前我不會進食的。」

第二天一早,陳建軍笑容可掬地進來了:「上面說你可以和母親通電話,只是有兩個條件:一,你不能說綁架、軟禁,也不能說你現在在新余;二,手機要拿在我手裡,要打開免提。可以不?」

「本來我也沒打算告訴母親我的遭遇,只想報個平安讓她放心。」

他們撥通了我母親的電話,拿著手機放在我耳邊。聽到母親焦慮的聲音:「你在哪啊?為什麼手機一直關機?我們都以為你出事了。」

平靜地向母親撒謊:「我在歐洲旅行,電話壞了,國際漫遊太貴,不能經常給您打。放心吧,國外比國內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國旅行,登機前、到達後都會打電話告訴母親;離京前會把在國外的行程、國外朋友的電話、預訂賓館的地址、購買各種意外險的單號和保險公司名稱email給弟弟。這次完全一反常態,不知道母親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後每週我被允許和母親通一次電話報平安。為了能和母親保持通話,我不能冒險向她暗示我的處境。

無眠的夜晚是那麼漫長,我用思念充滿它們,思念的感覺既溫暖又悲傷:

10年前的聖誕夜,在三里屯的一間酒吧裡,我認識了北大在讀博士許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們在那裡狂歡,喧鬧嘈雜的環境中,我和志永靜靜地交談,他談自己的憲政理想,談他定點做基層選舉田野調查的鄉村……這些話題深深打動了我,因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10年後他為我爭取言論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給予了我許多無私的幫助。

認識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討會上,志永向他介紹我將要起訴的案件,他毫不猶豫地說:「好。支持!」第二次見面是在大興法院聲援趙連海,面對用攝像機偷拍我們的便衣,他大聲說:「我叫滕彪,你敢說出你的名字嗎?」令現場所有女性傾倒。

一年多來,我參與、拍攝了許多或由公盟發起,或由公盟援助、或由公盟關注的公民行動與法律個案:暴力拆遷、教育平等、74推友日、趙連海案、福建三網民案、夏峻峰案、冷國權案……共同的理念和行動,使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我的心裡,志永和滕彪不僅是我的戰友,他們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發表《尋找中國之路》被國保騷擾,我打電話向慶媽訴說內心的絕望與無助。慶媽是譚作人的妻子,我認識多年的朋友。慶媽說:你需要一名律師,去找浦志強吧。於是給志強打電話,半小時後在他凌亂不堪的辦公室裡我們第一次見面。在志強面前,我覺得自己完全不像是個學法律的人,就是個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斷我:

「這不算什麼,你沒事。」

「那麼,如果我有事,你能答應做我的律師嗎?」

「我答應。」

從此,一遇到麻煩我就會向他訴說,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說煩為止。他臉上的表情和神態,明明白白地寫著,我就是那個老叫「狼來了」的孩子。直到10月24日我在伊春與他分手,去丹東與滕彪會合。短短幾天裡,他每次打電話、發短信,結尾總有兩個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預警。而此刻,讓我悲哀的是,在這片土地上,預警,是我的律師惟一能為我做的事情。

第一次知道崔衛平的名字是因為海子。那時我準備為詩人海子做一部傳記片,在查找資料時,我看到崔老師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幾乎讀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見到她是在送別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4·16的前奏,屠夫去福州為三網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險,崔老師高調加入關注團以示聲援。她說:今天我們不關心世界,我們只關心屠夫。幾天後她寫下了長詩《這些義人們哪》,其中有一段竟是為我而作。

還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譯、張輝、阿爾、強本……

每次想到他們都會有一股暖暖的細流劃過面頰,那是內心湧出的感動,它無聲地融入黑夜,迎來天明。

11月14日晚餐後,回到房間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書,聽到敲門聲,我沒有在意,以為是隔壁的「保鏢」。女國保歐陽去開門,聽到外面有人說「找華澤」,歐陽「咣」地一聲關上了門。心裡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只聽到外面有人高聲喊:「華澤,華澤,你答應一聲,讓我們知道你在裡面。」我迅速從床上坐起來,女國保愣愣地看著我。外面的聲音更大了:「華澤,我們愛你!」眼淚奔湧而出,不顧一切衝向房門。因為歐陽站在旁邊,門只能打開一條縫,看到門外一女兩男,三張陌生的面孔。

「我是華澤,你們是——」

「我們是網友,來看你的。」

「你們從哪裡來?」

「他們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陳茂森,還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

我們在推特上有過交流,記得這個大頭照很帥的小夥子,不過本人看起來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們一一相握。那種溫暖無以言表。女網友遞過來一束鮮花,他們說了一些保重之類的話。歐陽從後面把門重重地關上了。

屋內死一般的沉寂,隨後歐陽一邊換衣服,一邊說:那兩個人是新鋼的,所謂的維權人士,他們很壞,專門挑動別人和政府做對……。根本沒聽清她在說什麼,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太好了,歐陽認出了那兩個網友,網友也一定認出了她。他們今晚就會在推上公佈我的消息,我不可能從這個世界消失而不為人所知了。

歐陽換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個「保鏢」和我。她找領導匯報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們一定開始忙亂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隊長來了,通知我收拾東西轉移住處。

新搬去的賓館離消防賓館並不遠,叫新藍天商務大酒店。這個酒店沒有院子,樓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須得走出去。其實,在此之前,他們有時也會允許我到大門外面去散步了。

這個酒店沒有自己的餐廳,要到隔壁的酒樓用餐,每頓飯要不得超標,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間裡也沒有空調,很冷。在這裡住了10天,我倒沒有什麼意見,可「保鏢」們受不了了。看看沒什麼危險,網友不過是來看望一下,也沒打算劫持我,於是第11天,在「保鏢」們的強烈要求下,我們又搬回了消防賓館。

搬回消防賓館不久的一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緩緩飄落,遠近山巒白茫茫一片。晨鐘從山腳下的寺院響起,一波一波往上傳,一直響到山頂,此起彼伏。這是1994年春節的真實場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認識了譚作人夫婦。16年後,一模一樣的場景出現在我的夢中。而這時,我的生活因譚叔被判刑已徹底改變。

大約11月底的時候,我聽到一個消息,說可能要軟禁我到2011年春節後,甚至有人說會無限期軟禁。既然我被綁架、軟禁是因為曉波獲獎,那麼12月10日諾獎頒佈後必須獲釋,這是我的心理底線。否則,我將絕食,以死抗爭。我必須把這個消息送出去。

平時,我每天都記日記,我的日記記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沒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隻言片語,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記發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和當時的內心感受。因為我知道歐陽常常偷看我的日記——只要我離開房間,我就會在日記上做記號,日記擺放的角度,一根髮絲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須非常秘密,不能被她發現。

這個紙條是夜晚躲在廁所裡寫的,大意是:我被軟禁了,不能和家人聯繫,請幫我將這個短信發給186……和139……(這兩個號碼是滕彪和浦志強的手機。在火車上我已經把它們牢牢地記在了心裡。這兩個電話號碼,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了)。以下是短信內容:1、我的手機已被沒收,這是請陌生人幫忙發的信息。請不要公佈出去。2、如果頒獎日之後還不釋放我,我會絕食,請設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擔心他們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託你們做我的律師。我有一份寫給浦志強的委託書放在家中(附具體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鑰匙的某人聯繫方式)。4、我在新余國保手中,現軟禁在新余消防賓館9207房間。我把這張紙條和50元錢放在了貼身的衣兜裡。

12月1日晚上外出散步時,我將紙條和錢一起塞給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說出更多的細節)。我並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發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這些了,剩下的就是聽天由命。

兩天後,我又外出散步時,再次遇見了這個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裡,並且向我做了一個OK的手勢。

離諾獎頒獎日越近,我的內心越焦慮。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麼漫長。我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漫無邊際的黑暗隧道。我知道前面有光,卻總也看不到。

許多個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總是在剛入睡時向我襲來,難以形容的心慌,四肢發軟,想大聲喊叫,必須竭力控制自己才不會發狂。那種感覺是多麼無助,我不斷對自己說:不能崩潰!不能崩潰!

即使到諾獎頒獎日第二天就釋放我,我也已經與世隔絕整整45天了。對於視自由比生命還重要的我來說,這樣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有時我會想,如果當初被綁架後,我的態度不是那樣強硬,他們問什麼我說什麼,他們也許會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動,不會讓我與世隔絕。是的,這完全有可能。不過,我一點也不後悔。從他們採取暴力綁架我的那一刻起,他們就阻斷了與我談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協,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沒有人可以要挾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親情也不能。不要以為柔弱就沒有力量,不要以為渺小就沒有尊嚴。弱者和強者之間的差別不在力量的強弱,而在信念的堅定。

終於熬到了諾獎頒獎日那一天。按照諾獎公佈日的時間推測,頒獎應該是在北京時間下午五點左右。按我的情況推測,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會受到限制。所以,國內沒有人可能到現場。我希望,領獎台上和領獎台下被邀請的嘉賓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鏡頭緩緩推向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中國的人權狀況,說明了這個獎頒給曉波的偉大意義。想到那個場景,我哭了(在我獲釋後不久,終於看到了頒獎的錄像。那個場景———真是空椅子!)。

12月11日早上,我宣佈絕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張局長來了。他說昨天已經親自去江西省公安廳請示匯報了,這一兩天就會有答覆,希望我有一點耐心。他問我有什麼要求,我說:1、告訴我繼續軟禁的理由;2、告訴我結束軟禁的時間。

聽天由命地躺在床上,聽任意識慢慢消失。身體是飄浮的,沒有重量,彷彿另一個我;不,是靈魂,離開了肉體,它升到半空俯視著:

「你能堅持多久?」

我笑著說:「挑戰極限。」

「你要毀掉自己嗎?」

「不。這恰恰是使自己完滿。他們想用粗鄙、醜惡、蒼白毀掉我,我則以精緻、純淨、豐滿來對抗。他們可以毀掉我的肉體,但我的內心,他們永遠無法毀掉。」

12月15日

胡支隊長來回覆我的要求:1、頒獎日後還有一個音樂會。而且,外地有許多維權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過來,所以現在還不能放你回去;2、20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須進食。

當天,絕食結束。

12月17日晚上,胡支隊長再次光臨:「告訴你一個好消息,20號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裡?」

「我要回北京。」

「怎麼回去?」

「火車、飛機都可以。」

「你讓陳明幫你買票吧。」

「我不是來旅遊的,也不是來探親訪友的。你們怎麼把我接來,還怎麼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沒有錢了。如果你們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這裡,讓北京的朋友來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請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覆:20號幫你買好臥鋪票,送你上車。

自由!自由?

12月19日上午,胡支隊長通知我收拾東西,離開賓館。他說新余買不到去北京的臥鋪票,已經請分宜公安局安排。我們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從分宜送我上車。

內心開始不安。他說的理由不合邏輯。新余是直轄市,分宜是新餘下轄的縣。市局連火車票都買不到,還要縣局安排嗎?

分宜離新餘隻有30多公里,開車半個多小時就到了縣城,兩輛車穿過縣城的鬧市區,向郊外駛去。越走越荒蕪,最後開到一個山腳下的度假村。分宜縣公安局的人在這裡等著我們。我們一行是這個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在山裡的原因,這裡非常冷,比城裡氣溫至少低3度。整個晚上我都裹在被子裡胡思亂想:他們是不是要送我去勞教?會不會逮捕我?今年5月份就有一個在江西因「煽動顛覆罪」被捕,後取保候審的朋友告訴我,江西警方向他調查過我。

「保鏢」在一旁玩電腦。我請她幫我查一下從分宜到北京的火車,明天下午到達和離開的時間。她百度了一下,吃驚地說:「這趟車在分宜不停。」

我開始發脾氣:「問你們領導,到底要把我送到哪裡去!」這「保鏢」是一個年輕、單純的姑娘。她說:「我們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務結束啊。明天一定會放你走的。你不要亂想,領導會安排好的。」

一會兒,新余市公安局張局長打電話說要來看我,不知道路怎麼走。分宜縣局的人開車出去接。等了許久,另一個「保鏢」進來說:「領導沒接到。明天上午一定會來,局長說要為你送行。」我感覺情況越來越詭異。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後,沒和「保鏢」打招呼,我自己開門徑直走出去,坐在院子裡曬太陽。心裡非常亂,怎麼也想不通,如果要釋放我,為什麼把我弄到這裡來。幾個「保鏢」趕緊跟出來安慰我:「不會有事的。領導一定會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們和你一起絕食。」

快到中午時終於出發了,目標是分宜縣一家高檔餐廳。一桌人等著我們:張局長、胡支隊長,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廳來的。其中一個年長者(領導模樣)說:「我們接你去南昌,坐飛機回北京。」

「手機什麼時候還給我?我要打電話讓朋友來機場接我。」

「別著急,會還給你的。」

完全沒有心情用餐。從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為什麼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廳來的四個人中有一個女性,姓熊(依然沒有介紹自己的身份),客氣得讓我不忍說她是國保:「華老師,您看江西的變化很大吧?您幫我們宣傳宣傳呀。」

「我不做宣傳,我只負責批評。」

「華老師不是做歷史人文紀錄片嗎?我們江西曆史很深厚啊。」

「那倒是。我曾經對江西的古代書院做過一點研究,不過當時我所在的部門,認為這個選題收視率不會高,所以最後沒有批下來。」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們幫您安排。資金、接待,我們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這個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勞教什麼的,倒像是要招安。這太有意思了。

午餐後,我和省廳四人及新余女「保鏢」一人,乘福特商務車,新余國保陳建軍開一輛轎車跟隨,一路浩浩蕩蕩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時,省廳那位年長者說:「現在離飛機起飛還有幾個小時,我們陪華老師去看看滕王閣。」

在滕王閣一層茶室裡,進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談話:

「華老師,這次在江西呆了快兩個月,我們新余的同志對您照顧還周到嗎?」

「很好。麻煩你們了。」

「您也是學法律的,我也是。有關法律的問題咱們就不談了,有些事情留待歷史來評價。您看好不好?」

我無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麼身份和您談話,只是年長您幾歲,您能不能聽我一句忠告?」

「請講。」

「以後劉曉波的事就不要參與了。」

「劉曉波哪些事?」

「比如簽名活動。」

「簽名不會總有的。」

「好,那就好。」

「還有關於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說了。」

「江西警方很不錯呀,文明執法。」

「以後我們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麼事,您只管說,我們一定儘量幫忙。您和我們小熊互相留個電話,以後常聯繫(她是我的專職客服了?)。歡迎您常回來。但不要以這種方式回來。」

「會常回來的,我還有家人在這裡呢。不過,會不會以這種方式回來可能不取決於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書院的項目很不錯呀,您寫個東西給我們,我們馬上可以著手辦。沒有問題的。」

「好,需要的時候一定找您。」

「那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晚上7點,我被送到機場貴賓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證去辦登機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機還給我,小熊說:「手機我幫您託運吧。」

正色對她說:「手機是貴重物品,不能託運。你必須還給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單薄,我必須打電話讓朋友來接我。」

「衣服我給您準備了。我知道您身上錢不夠,也幫您準備了打車回家的錢。另外,我們廳裡還準備了一些禮品,我會把手機包裝好一起託運的。」

「你們是擔心我打電話,北京會有歡迎團來機場接我是嗎?天氣太冷,到達北京的時間也很晚了,我不會讓很多人來接我的。這個我可以答應你。」

「還是託運了吧。」

「不能答應你的事我不會答應,只要答應了我就會做到,請把手機還給我。」

年長者發話了:「還給華老師吧。華老師您既然明說了,我也告訴您,我們確實擔心再弄出什麼事情來。我們也是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飛機8點起飛,7點40分,我被從貴賓室直接送上了飛機,在登機口,向省廳一行揮揮手,掉頭走進機艙,立即打開手機,向滕彪報平安。

這一刻,我才確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臨近釋放我的最後兩天費盡周折、把我轉來轉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許志永、屠夫等人已於18日成立了飄香關注團,包括四位律師在內的各地關注團成員已決定前往新余營救我。

獲得自由後的第11天,當新年鐘聲響起的時候,我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有一個夢想: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綁架、被失蹤、被囚禁,不要再顛沛流離、背井離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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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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