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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白雪覆蓋著的埃德加·斯諾墓地

2011年02月15日

——“天安門母親”掃墓紀實

丁子霖

去年底,我們恢復自由回到北京家中,難友來看我們時,就與她們約定,明年二月十五日,我們仍在老時間、老地方相聚,去北大未名湖畔為埃德加·斯諾先生掃墓。這是十一年前先生的遺孀路易絲·惠勒·斯諾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時我們對她的承諾。她從此不再來中國掃墓了,我們必須遵守承諾為她盡責。這麼多年來從未中斷過。

近日來,每天晚間我都盯著電視台的天氣預報,唯恐這無常的天氣有變。我們有位難友徐玨女士正忍受著癌症化療,她執意要同去掃墓。我們只能答應她。但願那天的天氣能好一點。

今天晴空無云、無風,氣溫回升到了5°。我們一行六人進入北大校門後徑直往未名湖走去。當年司徒雷登先生創建的燕大校園模樣依舊,真不能不令人折服,尤其是雪後的校園景色更是迷人,空氣清新得吸進去捨不得呼出!

遺憾的是,越是走近未名湖,湖邊小路上的積雪變得越來越厚,我們只能互相攙扶著走,生怕摔跤,一步一步挨近墓地……,終於見到了那座小山坡了,整個墓地被積雪覆蓋著,上山的那幾層石階上積雪足有幾寸厚。我們一邊艱難地往上爬,一邊心裡暗暗埋怨。為什麼北大校方在斯諾先生的忌日還不把他的墓地清掃一下呢?

走近墓地略得寬慰的是,不知是誰,已經在我們之前把一束紅玫瑰放在了墓前,那星星點點花瓣,灑落在墓碑前的雪地上,看上去格外耀眼。

今天墓地很清靜,湖邊也沒有“陌生人”遊蕩,大概是因為下了雪,天氣冷,走路不方便。我們拿出預先準備好的兩條條幅,把它們掛到石碑上。然後照例獻上由六朵紅玫瑰四朵白玫瑰紮成的一束鮮花,鞠躬行禮,合影留念。

終於到了離開的時候了,大家都依依不捨,更不忍心回頭再去望一眼那座孤寂的墓碑。

歷史總是捉弄人。司徒雷登、埃德加·斯諾,兩個痴迷於中國的美國人,一位曾是燕京大學的創始人,一位則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過兩年多。儘管他們在世時思想觀點迥異,但他們對身後的選擇竟如此相似,都把自己的一半留在了中國。據史料記載,埃德加·斯諾在他生命終結的時候對“毛澤東的中國”已有微詞,他不能不懷疑“文革”造成的後果。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沒有看到中國此後的那場劫難。

離開斯諾墓地的心情與步履都是沉重的,一想起一位90歲的老人——路易絲·惠勒·斯諾夫人,我的心好像停在了十一年前。由於語言障礙,一般我總是每年為斯諾先生掃墓後給她寫信,寄上墓地照片。起初幾年,為減少友人翻譯之累,我們通信的內容比較簡短,但自從她數年前痛失愛子克里斯托弗之後,我們兩個備受喪子之痛的母親之間的心就貼得更緊了。我們互相訴說著,互相安慰著……

去年年底前我返京後,從好幾位海外友人來電和來信中獲悉,在我和我丈夫在人間蒸發期間,斯諾夫人憂心如焚,一位高齡的母親給中國駐瑞士使館致函,要求恢復我倆的自由。這個大國使館居然傲慢無禮到不予理睬的地步。

這位善良、正直的老人,她為劉曉波這位知識分子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興奮,她從網上看到可以報名申請去奧斯陸參加頒獎典禮,她按程序報了名,可是直到頒獎儀式結束都了無下文。老人的失望心情可想而知,她告訴友人:“我想去參加不為別的,只想為天安門母親去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

老人的心願未能滿足。這將是她晚年餘生的憾事。我無力彌補,只能提筆以信函相慰。

201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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