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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2010年04月13日

劉曉波

[English / 英文]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1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2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
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家。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編輯註釋

1. 《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六四鎮壓後,當局將6月3日晚及其後民眾的反抗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中國公安部於1989年6月12日頒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知》,將兩種提法並列。http://china.findlaw.cn/fagui/xz/27/185972.html^

2. 中國於1997年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批准了這一公約;並於1998年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至今未予批准。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027/5115.html;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wjs/2159/t9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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