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女秘書童屹出獄後備受迫害凌辱﹐沒工作沒身份證遭關押要出國又遭刁難阻礙﹐美國人權報告說異議人士不是坐牢就是流亡還不完全﹐出獄後的異議人士更是死不了活不旺﹐中國人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這些異議人士。

柯林頓政府本月三十日即將發表的九七年度人權報告指出﹐九六年中國的人權惡化倒退﹐中國活躍的異議人士不是被關入監獄就是流亡海外。實際這一結論還不是全面的概括總結﹐因為離開監獄的異議人士所受到的迫害凌辱﹐沒有能夠涵蓋在這一總結內。而異議人士歷經監獄的改造洗腦﹐重新回到社會又遭受的人權侵犯和剝奪﹐其嚴重程度和性質是應該與監獄的關押迫害相提並論的。魏京生原來的女秘書童屹自九六年十月初﹐經過兩年半勞改隊的改造﹐回到家中幾個月來的遭遇﹐就是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這類嚴重迫害的一個典型事例。

童屹九六年十月三日自勞改隊返回家中﹐既開始找公安部門辦理與自己身份有關的證件。這主要是在當地公安局申報自己的戶口﹐向抓捕她的北京公安局索要她的身份證﹐以及她在北京政法大學的畢業證書和學習成勣單等等。童屹知道﹐沒有這些證件﹐她就是中國社會的“黑人”﹐既得不到承認和工作﹐也沒有辦法辦理出國手續﹐前往早已錄取她並還保留了她入學資格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單單是在她家的居住地登記戶口﹐童屹和她的母親在幾個星期裡每天從早找到晚﹐被勞改隊和公安局派出所像皮球似的推來推去。一九九四年四月童屹當初在北京被抓的時候﹐個人的身份證和畢業證書等所有證件全被北京公安局收去﹐包括她原來的丈夫的打字機等私人財物在內﹐勞改期滿回家時並沒有還給她。而且她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也還在北京魏京生弟弟魏曉濤的家裡。雖然童屹離開勞改隊後並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強制措施﹐完全應該有人身行動自由﹐但童屹還是通過父親向公安局打招呼﹐表明要前往北京索要證件和拿回自己的生活用品。公安局的干警對此沒有表示什麼不同意。但是童屹於九六年十月十五日早晨四點多鐘到達北京﹐卻被二十多名守候在北京車站的警察強行抓走﹐關押到北京收容遣送站﹐是一所專門關押無家可歸的游民流浪漢的收容所﹐裡面極其骯髒混亂和管理專橫。童屹失蹤多日後﹐她武漢的父母和北京的姐姐多日打聽尋找﹐才從北京公安局獲知﹐已經被公安部門收容關押起來﹐理由是童屹來北京沒有身份證。就這樣﹐北京公安局非法收走了童屹的身份證﹐當童屹找警察要身份證時﹐又被以沒有身份證關押起來。童屹一直被關押到十月二十六日﹐然後像盲流一樣由北京押回武漢﹐由她的父母從收容遣送站領回家來。從小帶大童屹的外祖父最近病危﹐童屹母親希望童屹和她一起到無錫看望外祖父﹐以免留下未見最後一面天人永絕的遺憾。但是武漢警察拒絕了童屹母親的要求﹐說童屹沒有身份不得離開武漢﹐否則後果自負。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童屹在國內沒有工作沒有身份證﹐總是遭受各種騷擾刁難的情況下﹐決定仍然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鑒於她未能上學是非主觀原因所造成的﹐同意她可以繼續前來學習﹐並很快給她寄去了入學通知書﹐要求她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到學校報名入學。但是她在中國又遇上了種種刁難和阻力。高教局要求查看她的畢業證書和成勣單﹐並且要查看她的身份證﹐否則不給辦理。這些東西全在公安局的手裡﹐不論童屹和她的親屬如何尋找北京公安局、武漢公安局﹐公安干警都拒絕將童屹的這些私人證件歸還﹐對他們的要求百般推諉或不加理睬。童屹只有試圖補辦新的證件﹐她和親屬費盡心力﹐在童屹本人不能去北京的情況下﹐終於從童屹的母校北京政法大學開出了畢業證明等證件。但是在辦理身份證時﹐她又撞上了玻璃牆﹐只能看到而無法拿到身份證。公安局說童屹要辦身份證首先要在派出所登記上戶口。經過各種努力一個多月後才登記上戶口﹐警察又說要辦理身份證﹐派出所首先要調查了解童屹原來的身份證到哪裡去了。警察明明知道童屹的身份證被公安局收走了﹐也知道童屹急需申辦出國的護照﹐仍然說這項調查最少需要三四個月。童屹要求按照身份證管理條例的規定﹐有急需情況的時候可以先辦理臨時身份證﹐警察則說勞教回來的人不給辦理臨時身份證﹐必須按照申辦正式身份證的手續一步一步來。因此﹐已經過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時間﹐由於中國公安部門的有意刁難和設置障礙﹐童屹的身份證還不知道何時才可以領取﹐更不要說申辦護照的事情要等到何時了。警察同時還常常警告和騷擾童屹及其親屬﹐如向童屹的父母要求﹕1.家長要教育童屹與黨和國家同心同德﹐不從事與黨和國家作對的事情﹔2.不要利用境外的勢力﹐境外勢力再強大﹐也強大不過中共﹐想依靠境外勢力﹐只會讓童屹倒脢吃虧﹐家屬倒脢吃虧﹐等等。

中國人權從國內所了解的情況看﹐像童屹一樣離開勞改隊後遭受各種迫害和欺辱者﹐在中國的異議人士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不少異議人士被這種迫害欺辱逼得死不了活不旺﹐處境十分悲慘。如南京的徐水良﹐離開監獄已經七年﹐由於警察的騷擾迫害﹐至今還沒有工作﹐安徽的馬良剛也已經離開監獄三年多﹐同樣沒有工作﹐他們還常常被警察無原無故的抓起來。正是由於這種迫害和欺辱﹐許多異議人士才被迫挺而走險﹐流亡或是逃亡國外。因此﹐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在注意到中國異議人士不是被關入監獄﹐便是被迫流亡國外的同時﹐應該同樣注意到離開監獄勞改隊的異議人士的悲慘處境﹐對他們伸出援手﹐迫使中國政府放棄對他們的任意欺凌刁難﹐使異議人士的生存權和其他權利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