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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香港“反送中”揭示“一国两制”的不相容性——社会主义统一不了两岸三地

2019年08月05日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一个多月,震惊世界。正当其越演越烈之际,中共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首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杨光称,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施政和港警“严正执法”,这种违逆香港多数民意的做法,等于对当前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香港“一国两制”纷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断升级

在港澳办发布声明之前,103万港人首次大游行后,港府仍执意修例;6月12日,上万香港人包围立法会阻止修例,遭警方开枪镇压,引发更大的民愤;6月16日,再有200万人的大游行;6月26日晚,又有万人聚集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将参加G20峰会的各国领导及国际社会关注港人的诉求。进入7月,抗暴运动遍地开花,民间力量更显壮大。7月1日,55万人上街表达诉求;7日,23万人持续九龙大游行;14日,沙田区11.5万人上街抗议;7月21日43万人港岛区举行大游行后,警方以催泪弹、布袋弹在上环进行暴力清场。同日,港人“反送中”游行结束后,一度包围中联办,并以黑漆涂污中联办招牌,当晚数百白衣黑帮血洗元朗,至少有45人受伤送医。港人形容这是“警匪勾结,香港最黑暗的一天”。2019年7月28日,香港市民游行到西环,逼近中联办附近与警察对恃,其后警察频繁发射橡胶子弹及催泪弹清场。由此可见,香港民众的怒火,正在从香港领导层转向中联办。

近日,香港各界纷纷发声谴责林郑对此事件处理不当,斥责警黑勾结对民众实施暴力。自7月24日起,共44个政府部门,超过500多名香港行政主任匿名联署,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毫无承担,以及警察有勾结暴徒之嫌,强烈谴责警队。28日港府“新闻主任”发公开信,批政府行为可耻;接着又有医护人员联署,谴责警方危害市民生命安全。林郑政府现已基本瘫痪,香港限于空前管治危机。

“一国两制”内质矛盾不可调和

其实,香港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其内质矛盾不可调和,即两种政治制度的极不相容性。对此,本作者早在1998年发表于《民主论坛》的《“一国两制”的悲哀》一文中就谈到:一国两制,如同把食肉的狼和食草的羊关在一个笼子里,要么狼饿死,要么狼吃羊。除非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质的演变,否则这种“狼吃羊”的危机迟早是会到来的。今日香港局势不幸被作者言中了。

在一种高压管控社会,拒绝普世价值的中国,怎么可能长期容忍香港的自由、人权与普选,又怎么可能令港人信任?如果有一天香港自由选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港府,大陆又该怎么办呢?对此,邓小平早就给“一国两制”上了紧箍咒。他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发出的“圣旨”。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还十分蔑视“普选制度”说:“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众所周知,邓的所谓“爱国”观念,就是爱中共的领导。

邓小平“伟大创举”的破绽

邓小平还就外界和香港人敏感的中共“干预香港事务”问题特别强调:“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他说,“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时,北京过问不过问呢?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们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他还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可。”为此,邓小平指示要在起草基本法时,套上这个紧箍咒。然而也正是他的这个紧箍咒,不仅泄露了邓小平这个“伟大创举”的破绽,也为“一国两制”最终是行不通的留下了现成的注脚。邓小平不仅要给“一国两制”套上紧箍咒,还要以军队驻守为潜台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

“狼吃羊”的典型证据

曾记否,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有5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举行反对反颠覆立法的和平抗议,因该项立法侵蚀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那次示威活动导致了该项法案的推迟和其最终的撤销。应对此负责的保安局长也被迫辞职。但这场示威触及了邓小平设定的底线,引发了中国对香港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便采取了从间接干预到直接干预的方式转变,目的不过是让香港人民知道权力到底在谁手里。于是,2004年4月26日,中国宣布了香港不会在2007年实现民主的单方面决定,并且没有说明香港何时实现民主。当时的国务院《“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声称:“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这句话,等于推翻了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事实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英两国政府谈判的结果,更是港人自己对自己的授权(普选)。而绝非“中央授权”。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声明指,“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此次白皮书,北京中央政府是将“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无限扩大,而香港人则是坚持“两制”,这就造成了一国和两制的法理冲突。而白皮书中对立法会选举办法字眼由原本向全国人大常委“备案”改成了中央对此有“决定权”。这是北京政府准备“狼吃羊”的最典型证据。如此一国两制,又岂能让台湾人归心?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为什么不能哪种制度好就统一于哪种制度下?两种制度又算什么统一?“一国两制”这种画饼充饥性的“统一”,难道不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悲哀吗?

普世价值才能包容中华两岸三地

其实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时,又隐含了多少辛酸、多少悲凉和迫不得已。因为面对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惨败,他深深地懂得,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无论在香港、澳门、台湾,那里同样是中华血统、中华文化和中华大地,仅仅由于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便创造了令大陆望尘莫及的自由、人权与政治文明。也许中华两岸三地的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甘于统一于“赵家”专权,“不得妄议”国内镇压维权律师,海外跨境执法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就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

今日香港“反送中”浪潮聚焦全球舆论,再次力证“一国两制”行不通,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不了中国——只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才能包容中华两岸三地,天下归心!

 

——转自议报(2019-07-3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7期,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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