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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他就是要每年写信,留下努力抗争的历史纪录

2019年10月17日

一个时代的结束竟是这般草草。2005年1月17日七时零一分,赵紫阳在北京医院逝世。新华社发了一条讣告,藏匿在《人民日报》四版的左下角,“明天天气预报”上端。全文是:“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田纪云致赵家儿女信有一点没有预料到,即赵逝世后并没有「入土安息」。赵还在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代价。赵的骨灰不得安宁。

关于赵骨灰的安放地,当局开始说放在八宝山党和国家领导人规格处,后又改为放在司局长规格处,不允许家属自行决定,莫衷一是。赵家属做了一个出乎当局意料的决定:在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先让骨灰回家,回到软禁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这是一个尊严与伦理的一个中国式平衡。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但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不得已的决定。当局同意。于是,赵回到了富强胡同六号。赵的书房成为永久灵堂,一直持续到十四年后—2019年的今天。

赵下台,子女受到株连。赵大军、赵二军被罗织罪名全国通缉。赵大军、赵二军、赵五军及家属改名改姓或逃港避祸,或亡命海外。赵被软禁期间,陪伴他的是老伴梁伯琪和女儿女婿一家。赵去世,女儿王雁南在第一时间发出一条短信:“他今晨平静地走了。终于自由了!”王雁南小名“妞妞”,六个孩子中最小,最受赵宠爱,深知赵被软禁之苦和对自由的渴望。

赵自由的起点和终点都在1989年5月19日凌晨。……

赵为了实现人身自由,穷尽了所有努力。解铃还须系铃人。第一位的努力当然是写信给邓小平,如同当初邓在江西软禁期间给毛写求助信。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您好!最近从电视上看到您的身体、精神都很好,十分高兴!

您现在已经完全退了,本不该打扰,但我心里有些话,总想向您说一说。因为我知道,您是了解和关心我的。同时,你(您)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崇高的,值得尊敬的。

1980年在您的提议下,我调来中央工作将近十年。这十年正是全党全国执行您主持制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条路线取得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举世瞩目。您为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做的这件大好事,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内人民的称颂和国际上的赞誉。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坚定而全面地继续执行您所制订的这条路线,我们的国家必将兴旺发达起来,社会主义事业将展现光明的前途。我对此深信不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我作(做)出组织处理,并决定对我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迄今已经八个月了。在这期间,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诚恳接受党的审查。最近王任重同志告知,我的问题在今年的六中全会上,仍不准备解决,可能要拖下去。我想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我的问题应该也查得差不多了。我希望我的问题能否尽快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了解,渴望这种被审查的状态不要长时间继续下去,以便我能够过正常的比较安静的晚年生活。

我的这个想法,最近已与任重同志谈过并请他向中央反映。我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写这封信,把我的这一心情告诉给您。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指教!

祝健康长寿!

赵(紫阳)1990年2月20日
 

赵说,对此邓有批示,说对赵的批判到此为止。但是没有对结束审查、恢复自由的请求给予回复。其实没法回复。结束审查,就要给一个结论,结论就有是与非、对与错,就涉及“六四”的评价。赵“思之再三”写这封信,无非是两个意图,一是争取自由,二是时过境迁,探邓“六四”问题的底牌。虽然赵曾说过,他与邓打了十多年交道(当然远不止),摸清了邓的性格,那就是邓认定了的事情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邓不可能改变。这封信很讲究,肯定改革开放邓的丰功伟绩,但是不提“六四”,不提所犯“错误”,继续审查要有期限,要给出结论。由于“六四”的决策及其后果,赵在信中对邓表达了有限度的尊敬。从程序角度看,球在邓和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怀里。赵只是对程序提出了要求。

半年后,赵致信江泽民、李鹏,再一次催促审查结果,并提出了户外活动的要求。信中说:

今年2月20日我曾向小平同志写过一信,要求早日结束对我的审查。这封信大概已转给你们了。

从写这封信到现在,时间又已过去了半年,我想问题也应该查清楚了。因此我再一次写这封信,希望你们和党中央能够考虑我的要求,早日宣布对我的审查(结果)。

顺便说一下,我的身体虽说没大的问题,但由于我多年来喜爱户外活动,一年多来,差不多整天待在家里和不大的院子里。心情上越来越感到局促郁闷。时间久了,将对身体有害。因此打算入秋后,不时去郊区走走,可能会有帮助。请放心,我会十分注意,绝不让给党给自己招惹什么麻烦!

8月28日致信,一周未见答复,赵9月4日决定闯关,提出要去打高尔夫球,在家门口受到警卫部队阻拦。赵要求立即请示中央警卫局。警卫局不敢擅自做主,恰逢江泽民、李鹏不在京,请示中央政治常委乔石。乔石滑头,说:“这种事还需要请示吗?”没说行还是不行,把球踢给了警卫局。警卫局被迫放行,警车开道,女婿王志华陪同,赵到昌平一家日本人开的高尔夫球场,打了半场球。这件事受到江泽民、李鹏严厉追究。王志华有军职,受到军方处分。对赵则进行了惩罚,加强了警戒,不准打球,只准到北京西山某一个指定的山沟散步。

赵抗议。1991年5月9日,致信江泽民、诸常委、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说:“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现在,中央领导曾多次向中外记者宣布我是完全自由的,没有被‘软禁或半软禁’,但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你们应该是了解的。现在我除了可以到经去年九月中央指定的某一山沟里去散步外,一直被‘禁足’在家里,不许外出。顺便提一句,今年三月我向中办反映,要求指定一个合适的地方钓鱼,据说中办已报中央,但至今连这样一件小事也无人答复,可见对我行动的限制严格到了何等程度?!中央既明确我的问题是党内审查的性质,就不应以‘接受审查’为理由来限制我的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总结了过去搞运动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审查干部方面的经验教训,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过去那种对有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动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不应再重复了。因此无论对我的审查是否宣布结束,我要求解除对我行动的限制。”

有用吗?此时当局还在乎一位下台总书记的“自由”?“文革”初期,1968年至1970年,赵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上有着三年被非法剥夺自由,在军人“监护”下被批斗、游街、凌辱,被劳动改造,家属受到株连的经历。

为什么这次写信捎带上了杨尚昆、万里?杨、万二位,“六四”前期曾是赵的政治盟友,赞同赵对处理学潮的原则立场,邓决定武力镇压学潮后转向。而且,赵在中国政坛,与杨能过话,与万虽有“瑜亮之结”(见后详述),但在改革开放、“六四”学潮处理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过共识。是时,万仍在全国人大委员长任上,有一定发言分量。杨尚昆的背后则是邓小平。中共十三大后,二人有一个特权: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89年11月初,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一名普通党员,一介布衣,却依然是牢牢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的人。邓把中共十三大建立的僭主体制、老人政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杨尚昆十三届四中全会辞去军委秘书长兼职,由其弟杨白冰顶替,保留了军委常务副主席职务,作为邓在军队的代理人,地位反而加强了,形成了杨氏兄弟—“杨家将”掌控军队的局面。1992年邓不满江泽民、李鹏“反和平演变”、经济体制改革三年大倒退,“南巡”警告,随行者只有杨尚昆。杨白冰则提出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其潜台词是为邓小平保驾护航。赵笑言,这个口号“太露骨了”。

据说,邓在南巡讲话时,高度评价1984年至1988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说:“赵紫阳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一时传闻,江泽民地位不稳,赵紫阳要重新出山。对传闻,赵在笔记本上用铅笔打了一个“?”。赵跟来访者分析说:“即便今后的改革开放出现困难的情况,邓也不能像毛主席(当年重新起用邓)那样重新起用我。一则,邓定性的‘六四’问题,肯定他不会改变;而我自己也不会检查。在检讨反省问题上,自己的信条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二则,邓也没有毛主席那样的威望,他自己也不能一人做主,还必须同其他老人商量。三则,当年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没有恩恩怨怨的问题,而‘六四’问题最后实际上形成了我与邓小平的对立,再说我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会见时的讲话引起了邓的猜疑。”“今后只要求能活动自由。”三个坎儿过不了:一是“六四”定性,二是不检讨,三是个人恩怨。

邓“南巡”后,赵的软禁才有所松动。1992年6月25日,中办党委负责人向赵传达了中央对赵管制和有限恢复“自由”的六条规定:

一,保留住地警卫,可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由警卫局派随卫人员,保证安全。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到北京饭店理发,到北京医院看病。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合资经营,打球者多是外国和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球场打球,可以到顺义农办球场。

四,如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和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安全由警卫局和当地公安部门负责。

五,生活待遇仍按1989年7月经中央批准的执行,工作人员保留秘书、警卫、炊事、司机、服务员各一人。保留食品供应证和一辆小轿车。

六,党组织关系仍在中办,在原支部过组织生活。

赵即致信江泽民和政治局诸常委对六条规定进行全面质疑:

江泽民总书记并政治局常委:

你们好!

一,6月25日中办党委副书记孟宪忠同志向我宣读了中央批准的中办关于限制我的行动的几项规定。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问题了解之后,仍然对我的行动诸多限制,是按照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规定”实施的。但我认为,中央的这一“规定”是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原则的;也是违反“党内不允许用超越党的纪律和违法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政治生活准则若干规定》的第十条)的规定的。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虑、撤销这一“规定”。

二,“规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资、合资高尔夫球场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区行走,不知“近期”、“目前”的含义是什么。“规定”是去年十月做出的,现在已过了八个月,难道所谓“近期”、“目前”这种时间限制,还有什么意义呢!

三,就半年来对我行动的实际限制而言,也已超出了“规定”的范围。如“规定”不许去沿海地区,为什么今年初我去广西时,只让我去南宁一地,不准到其他地方?犹如“规定”在北京不去繁华和人多地方,为什么我去养蜂夹道打台球,也要限制时间呢?难道老干部俱乐部也属繁华地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以上供考虑。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赵不认为六条规定是对他自由的解禁,因为六条规定在八个月前已经悄悄存在了,却没有执行。北京养蜂夹道是著名的中央老干部活动中心。指出粗疏、蛮横与荒诞,赵当然知道,只是「指出」而已。这是一个注定没有结果的申诉。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家一旦失势,便堕入弱势,被剥夺自由,被泼脏水,成为任意宰割的羔羊。然而,赵是一位有历史感的政治家。赵跟家里人说,他就是要每年写信,给后人留下失去自由、努力抗争的历史纪录。

 

*作者卢跃刚,记者、作家,长期从事非虚构文体——新闻报导和报告文学写作,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中篇报告文学《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乡村八记》、《在底层》等,曾获「中国潮」、《中国作家》、《当代》、《青年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度作家奖)等多种奖项。本文选自作者最新力作《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相关报导:新新闻》8964三十年:重建血腥现场,那夜到底死伤多惨?更多文章

 

——转自新世纪(2019-10-1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2期,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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