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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遗作:化解香港的黑白悲情

2019年10月22日

香港问题的实质上是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要想官民和解、良性互动,北京需以民主方式对待香港人民。

上世纪八十年,我由北欧去美国路过香港,曾停留了一周。香港的自由、繁荣、秩序,港人的和善、守法、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深刻印象,遂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感慨良多。所以,我为《争鸣》月刊写了“但愿香港永远是自由港”一文,也接受了《解放》月刊(现更名为《开放》)主编金钟先生采访,谈到在港的感受时,我说:“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

没想到,六四后,这句话成为官方指控我“卖国”的主要证据。时至今日,大陆的爱国者们也经常以这句话为口实,对我进行道德指控。在香港,北京掀起的“爱国者治港”的争论,用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围攻香港民主派,将其代表人物抹黑为“卖国贼”。

六四大屠杀,上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屠杀,由此,北京担心香港变成反共基地,港人担心回归后自由难保。于是,在“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殖民秩序下,末代港督开始推动香港政制的民主化,从来遵纪守法的港人也开始自发地追求民主。自由港于1997年回归大陆之后,特别是董建华连任后,马上就按照北京的权力意志,全力推行23条立法,引爆了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民间运动。于是,香港从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市,越来越变成了官民冲突的“政治战场”:23条立法对七一大游行、经济收买对政治权利、爱国者治港对港人治港、一国对两制、反对普选对要求普选、“名嘴封咪”对新闻自由……。官民冲突的核心问题表面上是中央和地方、“一国”和“两制”之歧途,实质上是维护专制与争取民主之间的对立。

这种黑白分明的官民对峙,最初表现为港府与民意之间的直接冲突,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抛开港府而直接干预香港事务,官民冲突就越来越发生在北京政权与港人民意之间。北京的护法专家直接上阵,驻港京官直接表态,御用港商破口大骂,全国人大直接释法否定07/08普选,高官刘延东赴港打压民主派,甚至广东和深圳等地的高官也逼迫港人放弃民主派。而不得不接受改朝换代的港人越来越知道,当自己必须面对一个独裁政府之时,如若要保障港人已经享有的各种自由,唯有争取到平等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所以,香港的民主派及其主流民意,面对来自北京的步步逼近的强力打压,在无法寻求到体制内解决的方式之时,也就只能诉诸于街头政治。

中共高官及御用香港权贵,动不动就质问港人:在港英殖民政府时期,你们为什么不要民主?而回归到祖国怀抱后,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远比港英时期更多的民主,你们却还成天吵著要民主?还要搞大游行来乱港害中。他们还针对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质问道:港英殖民政府的治下没有民主,美国和英国怎么从来不关心香港是否民主?而香港一回到祖国怀抱,你们就来指手画脚,显然是别有用心。

这些质问说出了一部分历史事实,却隐瞒了另一部分更重要的当下事实:港英政府的背后是自由英国,其施政受制于英国本土的民主宪政,而董建华特首的背后是独裁中国,其施政唯独裁意志是瞻。一个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肆意剥夺过民众的财产、人权乃至生命的政权,一个在1989年还制造过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的政权,如何让港人放心?港人又如何信任听命于独裁意志的钦定特首?

香港回归后,北京钦定的傀儡港府的拙劣表现,乃有目共睹。经济的一塌胡涂不说,政治上还要助纣为虐,港人切实体验到自由的逐渐萎缩。特别是,港府试图把与自由为敌的23条立法强加给香港,如果立法成功,港人的自由就有失去制度保障的危险。所以,港人就越发觉得钦定特首的不可靠,就越要争取通过直接选举由来挑选港人的政治代理人的民主权利。而在独裁政权不准民主的当下香港,在香港的民主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之前,走上街头行使民主权利必然成为港人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之一。正如香港的陈日君主教所言:无权力者若无声,最危险。

虽然在口头上,北京不会放弃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诺,但在实质上,北京更不会放弃独裁意志对香港政制改革的主导权。所以,当北京感到现在的港府无法左右局面时,便不惜赤膊上阵。现在,本来属于港人治港范围内的政制改革,其主导权不仅不在港人手中、不在立法会手中,甚至也不在港府手中,而是完全柯断在中南海的密室之中。鸟笼政改越改越密不透风,否定双普选不算,就连增加议员的民选成份,直选产生功能组别议员,也被北京一锤定音地给改掉了。只剩下所谓的“政改三人组”,除了纸上谈兵之外,已经毫无意义。正是北京的一系列专断蛮横,逐渐压缩掉港人循体制内渠道参与公共政治的空间,及至封杀双普选的人大决定出台,香港民间参与政制改革的体制内途径便基本被堵死。

在任何社会,当官民出现冲突时,民众走上街头的前提,大都是因为解决冲突的体制内途径失效。在香港,体制内的参与水平的迅速下降和参与权利的急遽萎缩,必然导致体制外抗争的渐次增加和日益高涨。换言之,在法治传统深厚的香港,现在之所以出现街头政治迅速复兴之势,以至于酿成去年的七·一大游行,以至于今年参与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烛光晚会的人数激增,创1991年以来的参与之最,就在于由北京及其傀儡港府一直罔顾民意,港人的体制内参政途径逐渐被收窄甚至被截断,剩下的有效参与也就唯有街头政治一途了。

北京明明知道民主派是街头政治的发动机和组织者,但北京对民主派却毫无容纳的诚意,除了舆论围剿的抹黑、,就是冷淡拒绝的打压、甚至连策略性的怀柔都没有。当那些坚持批评北京独裁的港人被吊销了回乡证之后,当民主派议员接不到北京邀请而只能强行北上且被拒绝入关之后,怎么可能还指望民主派呆在家里、坐以待毙?怎么还好意思指责发动街头政治的民主派是乱港害中?

自23条立法之争以来,香港的街头政治的频率之高和规模之大,肯定不是香港社会的常态,说明官民之间的冲突之严重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民意对体制内解决的彻底失望和对北京政权及其港府的高度不信任。从港人反对23条的客观效果上看,体制内的咨询方式对遏制强行立法基本无效,而唯有大规模的体制外抗争,港人才能行使自己的参与权利,也才能对独裁权力的滥用形成某种制约。

对于习惯了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港人来说,只要北京不对港人自治横加干涉,出现几十万人上街的场面的概率极低。在中产阶层占据主流地位的香港,大多数都不喜欢街头政治,街头政治也不是解决政制之争的稳妥办法。然而,面对北京现政权的僵硬蛮横和董建华政府的昏庸无能,留给港人有效的扞卫自由和推动民主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只剩下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不是走上街头、表达政见,就是驯顺沉默、任由宰割。除此之外,港人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造成目前官民激烈对立的主因,不是民主派过于激进,而是北京及其傀儡港府过于霸道。但独裁政权的霸道及其滥用权力是“因”,街头政治的反抗及其激进是“果”.强权越蛮横,街头政治就越兴盛,形成了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

在此意义上,几十万港人是被23条逼上街头的。即便没有任何人喜欢街头政治,但一味指责民主派激进而对北京霸道不置一词,绝对是本末倒置的不公平,在客观效果上更无助于香港政制改革的平稳推进。的确,频繁的街头政治并非香港之福,但只要北京一天不改变以强权干涉香港自治的独裁政策,港人的自发抗争也就一天不会停止,官民之间的对立就难以化解,香港的稳定和效率也就日趋降低。

现在,香港民主派开始释放出“与中央和解”的善意,刘千石提出“各退一步,释出善意,加强沟通”,曾经长期被大小京官和香港土共骂为“勾结外国势力”来“反中乱港”的李柱铭,也“吁请港人团结,与中央政府携手合作”。但是,北京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它自认是“老大”,决不会平等对待民主派。它像对待台湾陈水扁政府一样,再次摆出“听其言,观其行”的权力傲慢。北京对“和解”开出的“预设条件”是民主派低头,沟通等于惟命是从,即放弃争取民主的立场、放弃组织又一次七一大游行,这样才会接受其和解呼吁。如果民主派不从,仍然坚持平等的协商和议事,和解就无从谈起。

在此意义上,要想化解当下香港的黑白悲情,形成官民和解与良性互动的局面,那么在民主派已经释放出和解善意的情况下,北京起码应该放弃预设条件,作出如下让步:1,平等对待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别,与民主派展开平等而真正的面对面沟通。2,收起专门用来打压民主派“爱国主义”的大棒,让政制之争由街头回归体制内;3,改变用吊销回乡证来惩罚政治异见的蛮横作法,给予民主派人士与所有港人一样的平等回乡权;4,尊重香港的自由传统,停止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对立法会的幕后操纵;5,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停止对选举的幕后操纵,让香港各政治派别在公正透明的环境中参与竞选。

2004年6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人权人与人权》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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