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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泉:“福山悖论”的启示:自由会遭遇挫折,但人性终将冲破铁壁(图)

2019年03月13日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写下《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预言自由民主将取代其它所有制度,成为人类的终极选择。这一论断引发轩然大波,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和争议。随后的两年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历史的指向仿佛不言而喻,也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先知色彩。

21世纪伊始,历史飘摇不定:金融、债务危机爆发;移民与恐怖主义问题蔓延;欧洲右派势力重新崛起;普京、埃尔多安等威权领袖独揽大权;就连企业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祭起贸易战的大旗……

前些年,福山发表了一系列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文章,如《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称特朗普当选可能使“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于是,部分媒体和网民更进一步强化了福山被“打脸”的印象,认为在现实面前,福山被迫转变了观点,尽管他们对福山著作了解往往只限于标题。

在现实面前,福山真的被打脸了么?人类真的永远看不到自由民主胜出的那一天吗?要想弄清这个事关人类终极命运的“福山命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问题:

① 福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② 福山被“悲观的现实”给“打脸”了么?
③ 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成功道路?

▍福山观点:
民主体制是人类政治的终极探索

事实上,苏联解体前,福山对西方的悲观不以为然。苏联解体后,福山又对西方的狂喜和盲目乐观不以为然。福山认为,历史并不会以某种简单的方式收场。他将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的、表象的、波折的、“小写”的历史;一种是长期的、内在的、趋向的、“大写”的历史——好比股市中的技术面和基本面。

历史有自身的演进逻辑,福山相信“小写的历史”会一如既往延续,国家互有兴衰、战争互有胜负、企业互有兴亡,不因简单的信念而立即改变。但“大写的历史”并非如此,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而非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因素。

对“大写的历史”,福山指出,历史受到某种人类欲望的推动,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只会带来奴隶的“绝对宗教”——对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因此,不平等制度下的“承认”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作为矛盾而推动历史演变,导致了不同制度在不断更新中导向一个制度。

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性寻求“承认”的需要,在自由与尊严中,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才得以建立,从而结束了更新。就像水面最终变平一样,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人类对政治探索已经结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比民主限政体制更加顺应人性。


苏联解体宣告了乌托邦的破产,也昭示了米塞斯、哈耶克、戈尔巴乔夫的先见与良知

因此,在“小写的历史”中,自由主义仍在曲折地经历着一个个故事,但在“大写的历史”中,自由民主已没有意识形态中的强敌。

▍福山争议:
当年比现在更悲观

如何看待福山的争议?当前自由世界的发展遇到了波折,现实似乎是悲观的,福山被“打脸”了么?其实,福山曾毫不客气的指出,20世纪才是真正的悲观世纪,当时的西方世界对未来的态度,远比现在更为悲观。

黎明之前的子夜往往更为黑暗,几乎一切支撑信仰的美好事物都摇摇欲坠。福山引用了《西线无战事》中的台词:“对我们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学校老师’必须是通往成人世界的中介者,通向劳动、义务、文化、进步的世界,亦即通向未来的领航人……可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亡粉碎了这个信念。”

人类曾经深信,科学、技术和工业让人向自然进军,并带来自身的富足,将人类拉出贫穷、疾病的深渊。

但是回望人类历史,我们却发现没有这种必然:钢铁、飞机被用于规模浩大的总体战,杀死了上亿人口;犹太大屠杀和古格拉监狱苦难,都出现在科技发达的国家。数十年的冷战后,核毁灭的阴云在世界的上空飘荡,用死亡的诅咒嘲讽着人类理性的最终边界。

工具理性并未带来道德救赎,先进的生产力反而带来了“更先进的恶”,甚至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暴政。“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把这种只模仿技术、不变革制度的路径称为“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二战前后的纳粹和苏联,正是后发劣势的典型:“他们一方面热切追求现代技术,竭尽全力获取全人类的最新技术,一方面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对技术的路径依赖,使落后的制度越发膨胀,最终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参阅《杨小凯学术作品集·发展经济学》)

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野蛮。福山并非西方中心论者,相反,他在书中尖锐的指出西方曾经的恶与野蛮,并在良知的拷问下于自我怀疑中挣扎。殖民时代、革命时代、民族国家时代的信念,在历史中都纷纷崩塌了,乌托邦主义的向往在现实面前崩塌了。“欧洲国家自杀性的自我毁灭证明,西方拥有杰出理性的想法是错误的……在纳粹的集中营后,文明和野蛮之别完全分不清楚了”。

于是,美国一战后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二战后则出现了“垮掉的一代”,“白人负疚感”(white guilt)成为美国文化现象。

西方还在怀疑自身的力量。法西斯主义曾扫荡欧洲,击败一个个自由国家;美国在东亚抗日战场、朝鲜和越南都投入了力量,然而获得政权的是乌托邦主义。在冷战最后的岁月里,就连哈耶克这样伟大的先知,也悲观地认为: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诅咒,我们将与铁幕背后的幽灵永远对峙,像面对镜中的影子一样无能无力。

然而,历史顽固又任性,在充满乐观的十九世纪,西方在对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和革命激进主义的滥用中,培育了灾难的种子;而在充满悲观的二十世纪,人的本原回归了,公民社会中不再有淹没个体的宏大叙述,却有着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发展。在铁幕的对视下,自由人在“白人负疚感”中忽略了自身平凡而熟悉的权利是何等可贵,可在铁幕后因自由而饥渴的人们眼中却熠熠生辉,墙上伸出了求救之手,墙倒下了。


柏林墙倒塌:自由体制“不可思议的胜利”

▍福山担忧:
孤立主义会带来新的世界大战吗?

今天,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针锋相对,产生了一种新的宏大“元叙事”:随着国际秩序变迁,出现了一种基于威权、民族主义的“新模式”,它以民族强大为口号,以强势政府为骨干,向旧有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展开挑战。

福山对新秩序做了公正评价。他认为,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现代国家,建立在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要素的某种平衡之上,其中,国家能力在天平一端,而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居于另一端。平衡的丧失会出现政治衰败。

对新出现的“元叙事”,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我们不需要向未来提问,从历史中就可得出答案。这种模式并不新颖,是19世纪李斯特主义的再现:随着普鲁士-德国在欧洲的兴盛,李斯特提出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试图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强国。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李斯特希望将国家的发展区分为不同阶段:在初级阶段实行自由贸易,向先进国学习技术和思想,使自身逐步开化;在中级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以不公平政策促进本国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在高级阶段则扛过自由贸易大旗,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

李斯特学说的本质是国家干预学说和贸易保护主义,以民族主义主导的重商主义代替古典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他的主张有一个致命的弊病——破坏贸易中的互利原则,必然使国际贸易不可持续,长期繁荣被短期利益破坏,其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同其他贸易国的利益对立。事实证明,19世纪德国的崛起未能促城全球和自身的经济繁荣,而是迅速演化为两次世界大战。

历史会以螺旋方式再度演进吗?德国复兴史会在现代重现吗?殷鉴在前,福山不仅担忧俄国、土耳其、中国的前景,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忧心忡忡。

2016年特朗普胜选之时,福山撰文表示:“特朗普许下了奢侈的诺言,声称要让工作重新回到美国……但他无法禁绝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他手头唯一的工具是惩罚性关税,这会引起贸易战,损害出口部门的工作机会,影响苹果、波音这样的公司……”福山的预言再次应验,特朗普政府与欧日等传统盟友交恶,美国和中国发生了正面冲撞。


《华盛顿邮报》社论:特朗普唯利是图、背叛美国价值,为所有暴君发放了“杀戮许可证”

回顾“悲观的20世纪”,英美未被作为挑战者的德国打败,德国的失败源于民族主义道路带来的自我孤立,而当自我孤立被失败带走后,轻身上阵融入自由世界的德国,却在数十年内实现了自我救赎,以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国的统一,完成了历史的终结。

福山反悔了么?“历史的终结”过时了么?人类走向的并非终点而是新的十字路口吗?2017年,在斯坦福接受《新苏黎世报》专访时,他如此回答:

我当初写下《历史的终结》是要指出,从长期看,没有哪个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历史的终结推迟了……但历史的发展终将归于自由民主形式——我依旧对此深信不疑。

来源: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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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18-11-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6期,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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