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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化平(挪威森林):大陆宪政转型——从未知事件到预期事件

2016年05月09日

个人感知范围内的事件,至少可划为三大类:“未知事件”、“突发事件”、“预期事件”。

“未知事件”:你获知的某个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不知道何时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总之一切都是未知数是变数,对你的工作、生活的影响,你无法作出有依据的风险评估,因此难以促使普通人作出更多反应,普通人也不太可能会去采取有效应变措施。

“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有可能对普通人产生影响,也可能不产生影响。如路上突然发生的事故,与你无关,出于好奇,你可能仅作围观,如果发生后正好影响你出行,你则不得不临时改变行程、计划。如地震等灾害。街头举牌,发传单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并无实质冲击与影响。普通民众也可能会短暂关注:噢,这儿有这么回事,然后,继续上班,该干嘛干嘛。

“预期事件”:我们定义为,某个事件在某个时间点(通常较近,越近关注度越高)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如:明天的天气变化、后天的停水、停电通知,明年将出台的房产税……这些就是“预期事件”。因为它会对你的工作、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不关注、不应变则会遭受损失、不便……因此,你不得不关注,不得不做出反应,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就是说,只有 “预期事件”才能使普通人广泛而被动地关注、参与。

“宪政转型”在民众心目中,目前仍是一个“未知事件”,是一个飘渺不确定的过程。这是大多数民众懒得关注和参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将“宪政转型”从一个“未知事件”塑造成一个“预期事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普通民众主动、被动的必然的关注、参与。(事实上,在大陆中国,普通人基本上只会被动参与“宪政转型”)。这里被动参与中的“参与”,并不局限于走上街头去抗争……

举例来说,“宪政转型”这个预期事件的信息传达给了大部分民众(包括官员)之时,官员、体制内成员,甚至很多民众仍然不会在口头表达出来,仍然会做官样文章。但是,他们的内心里一定会作出反应,多少会在他们的行动中有所表现:官员可能会加快外逃;商人会谨慎与政府开展项目合作;维稳人员可能会态度和缓很多,为自己留后路;民众会更增强保护自己财产的信心;而站起来了的公民会更有底气士气。最终,摧枯拉朽。总之,国人对“宪政转型”这一“预期事件”作出的任何应变措施,(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属于参与的范畴。

如何凝聚海量民众(这里需要推导出一个概念:有效的大多数)?

对当局不满的民众,也许超过10亿,可说是海量。然,绝大多数民众出于对暴力机器的恐惧,根本不敢争自己的权利。如何才能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噤言,敢于表达?

对当局不满的海量民众,不等于追求民主的海量民众。换个角度可以这样理解:民众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先理解民主,推动民主,而后享受民主,或可称之为今日争自由的公民;另一部分是被动接受民主,而后享受民主,理解民主,或可称之普通民众。

凝聚海量民众有三个必要条件,即(“不满;齐声;表达。”)。好比是串联的电路,缺一不可,否则就难以形成共振,难以产生足够的能量。这里讲的“齐声”就是共识的意思,要形成一个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民众愿意为之呐喊而只需要承受低烈度风险的共识。“表达”从方式上来分有网络、有街头,有暴力、非暴力之分。而民众也有仅关注、有骑墙、有暗中支持、有啦啦队式(浅度参与)、有运动员式(全身心参与)之别。

将普通民众的“隐性状态”激发为“显性表达”。 绝大多数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埋在内心里,会在私下表达,因为恐惧,根本不敢公开表达出来,此为“隐性状态”。而民众参与到民主转型进程中的行为称之为“显性表达”:包括在公众空间表达诉求,支持公民团队的行动,与当局不合作的行为等等。

普通民众,通过感知——关注——参与的“显性表达”过程分析

1, 感知。个体都有视野限制,有效的信息必须传达到他的感知范围内,个体才会做出反应,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他毫不知情的事物作出反应。所以真相,真相的传播是最基础的一步。所以要凝聚起海量的民众,必须有通畅的链式的信息传播。

2, 关注和参与,关注和参与有“主动关注和参与”和“被动关注和参与”之分,当一个人获知某信息之后,首先他会做出一个本能的过滤,这个信息如果是与他有关系受影响、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很自然关注这个信息,用心留意。相反,如果是与他毫无关系,他很不感兴趣或很反感的事,他会很自然的过滤掉此信息。若干年前政府信任尚存,你跟民众谈民主人权,他会说你神经病,瞎折腾。如今腐败遍地,生活日艰,你谈民主人权民众更可能会主动关注(及参与)这件事。但这只是“我”这一部分人关注(参与)了,只是“我”这个单个分散的个体关注(参与)了,还有大部分的人没有关注参与,不能形成足够的力量,怎么办?就必须使得他们进行被动的关注,被动的参与,就是让一个原本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变成一个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经过他自己的判断)。

“宪政转型”达到全民参与程度,下述三件事相当关键:

1,“宪政转型”这个“预期事件”的时间点之确立。并由此制定计划实施,核心是公民团队自身的发育与建设。

2,“宪政转型”这个“预期事件”需要以多种方式、持续向全民传播。就是说:告别专制,实现“宪政转型”成为一个大众事件。

3,通过还原真相、传播常识,并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持续不断的告诉民众: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告别专制实现“宪政转型”这个“预期事件”的确会按期发生、实现。

“宪政转型”这个“预期事件”的时间表,当然要清晰。但是不需要太详尽(变量过多也无法祥尽。)

“宪政转型”这个“预期事件”时间点不能太远,太短也不合适。比方说设定为2020年年。为什么选择在2020而非2018年或是其它年份?理由并不充分,也无法充分。因为无论选择哪一年,理由都不充分。

明智的选择是未雨绸缪,如重点锁定15-20岁的人群,理由是,因为那个时间点的普通战士、学生就是这些年轻人。

实现“宪政转型”需要基础共识。“宪政转型”基础共识分两个层面:一是要在有分歧的公民团队之间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二是海量民众如何形成最低共识。

打一个比方:如果公民团队的共识是“选票”。那就先争选票权;宪政转型之后公民团队之间再来各自拉选票。(那么,拒绝选票的团体必是伪民主真专制,其实这也能成为一个基础共识。)“先争选票权,而后争选票。”这样的共识一旦达成,纵然公民团体在争选票权的方式相差甚远,也可以消除分歧,合力向前。还能做到横向联系,互为声援。

几十年来,绝大部分民众一直在寄希望于当局制定政改时间表、路线图;而当局一直在阻滞政改,乃至开倒车。

挪威哥哥认为:当局通过自改革实现“宪政转型”只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等同于零);换句话说:对于赵家政权,我不存在丝毫幻想。

制定大陆“宪政转型”时间表、路线图,必须也只能由民间反对派主导。事实上,民间反对派才是推动大陆“宪政转型”的中坚力量。民间反对派为现实社会中的议题提供思想资源与解决方案……赢得的不只是道义资源,还有未来。

2016-05-05修正于成都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2期,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