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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不枉一生——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2019年10月22日

一月十七日是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对这一天,大家都很在意。赵紫阳的亲友和生前部属会写文章纪念,百姓这一天会到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故居祭奠。这一天,当局又惊恐万状,封锁网络、驱散人群、拘捕异议人士。足见赵紫阳生前死后,都牵动着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把他从中国的历史、从中国人的心中抹去。

我也应该写篇文章纪念这一天,因为我经历过赵紫阳时代,还因为我的人生跌宕与赵紫阳有关。我未曾像陈一咨、吴国光、吴伟一样,在赵紫阳身边辅佐过他的改革事业,我记述的只是我对赵紫阳的点滴感受。

八九民运期间,我担任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六四屠杀后,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原因是《海南日报》在我的主持下犯了所谓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主要两大事实:一是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撤下移到第四版;二是五二零北京戒严后,《海南日报》不但刊登五一九凌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讲话和照片,还在“紫阳,您好!”的大标题下,刊登赵紫阳早前视察海南时的照片。

海南省委并没有进一步整肃我的意思,撤职、开除党籍和审查结束后,打算连降三级,安排我一个整理文史资料的闲职。在等待处理期间允许我回深圳家中看病和休息。不久我接到海南来的消息,说省委马上要派人把我押回海南重新审查处置,起因在于江泽民追究《海南日报》刊登赵紫阳照片的事件,指示海南省委严肃处理。我知道,我一旦被押回海南,不是入狱便是劳改。当更大厄运降临之际,我只能流亡海外。我的人生就这样因为赵紫阳而改变了——从中共体制内官员变成了政治流亡者。

中共海南省委派驻海南日报社的工作组审查我的时候,责令我交代与赵紫阳的关系,我说他们抬举了我,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新闻官,就是想高攀赵紫阳,未必攀得上。不过说与赵紫阳一点关系没有,也不是实情。

我读中学的时候,与赵紫阳的大儿子赵大军同学,家都住在广州市东山广东省委大院附近。平时住校,放假了有时和同学们一起到赵家去玩。但极少见到赵紫阳在家,偶尔见到,也是小孩子见到大人,我认得他,他不一定记得我。文革期间,我参加过批斗赵紫阳的大会,高呼打倒赵紫阳的口号。印象深刻的是:赵紫阳和大家一起举手喊口号打倒自己,但他站在批斗台上,身板挺直,任凭造反派怎样喝令,就是不低头。文革期间,赵大军被造反派抓捕四处躲藏,我和同学们曾掩护过他。

一九八零年代,我已经是一名熟练的记者,我服务的《羊城晚报》派我驻刚刚建立的深圳特区任记者站站长,几年后又奉调出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除了谷牧,赵紫阳是到深圳考察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我在一次随身采访中,自我介绍,赵紫阳认出已经长大的我,从此每次赵紫阳来深圳,我都会被安排随身采访,写的报导他都应该看得到。

《人民日报》记者从来都身处中共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有一天我接到报社传来的密件,指示我调查赵大军倒卖电视显像管一事,当年赵大军在深圳工作,新华社驻深圳记者也接到同样的指示。这显然并非报社的意思,而是来自中央某一派别。我承认我是中共的工具,但绝不愿成为中共党内斗争某一派的工具,我把报社的密件锁进了抽屉。赵紫阳表示接受中央对赵大军的调查,调查官员的子女经商从调查他的子女开始,结果就再也没有人借赵大军向赵紫阳发难了。赵大军倒卖显像管查无实据,不像创建中国第一官倒康华公司的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利用国家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批文,先富了起来。据我所知,赵家子女,无发不义之财的行为,如果有,六四后至今二十多年,早就被翻个底朝天了。

一九八七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我又从《人民日报》调往海南出任《海南日报》总编辑。临行前,我回北京与《人民日报》同事话别,老记者林里建议我去见见赵紫阳。《人民日报》创刊时林里就在《人民日报》工作,他曾调往广东《南方日报》任职,与赵紫阳非常熟悉。林里事先与赵紫阳约好,由《人民日报》派车,我们就进了中南海,到了赵紫阳家做客。我告诉赵紫阳我将要去海南办报,他连说:好,好!鼓励我:年轻人应该到最有挑战性的地方锻炼自己。说实在的:进赵紫阳家门前,我对去海南工作心存顾虑,从赵紫阳家出来,就不作他想了。

把《海南日报》从一份陈旧地区报改造成省报、并且是举国关注的大特区报纸,我策划《海南日报》改版,首先想到更换报头。原“海南日报”四个字是刘少奇题写,字体瘦弱且丑陋。我托人到北京捎话,请赵紫阳题写,赵紫阳拒绝,说他从不题字。后通过正在海南筹建康华分公司的邓朴方请邓小平,不久邓小平把《海南日报》报头写来,一直沿用至今。“六四”后,我请赵紫阳为《海南日报》题写报头,也成了必须交代的罪行。我倒是有些遗憾和后悔,遗憾未能请动赵紫阳题写报头,后悔请了邓小平题写。历史终将证明:一个推动海南大特区建立和建设的人没有为《海南日报》题写报头,是《海南日报》的遗憾;一个六四屠夫为《海南日报》题写了报头,《海南日报》必定为之后悔莫及。

我在中国与无数中共官员打过交道,当年的共产党人尚未如今日这般堕落,虽然他们跟着毛泽东不断犯错和犯罪,但许多人保持着纯真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与民众贴得很近,赵紫阳便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官员。文革前赵紫阳主持广东工作,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他在珠江三角洲的粮产区,粤北、粤西山区,潮汕和客家地区,都有几位视为至交的普通农民朋友,他每到一地,必然找他的农民朋友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些农民到了省城不必经任何人允许,可以径直进入赵紫阳的办公室或家里。省委开三级干部会议,赵紫阳常常趁会议的空挡,到广州郊区或附近的南海、番禺农村找农民,为会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寻求答案。

文革后赵紫阳离开广东主政四川,于是全国便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万里在安徽推行小岗村农村土地承包的单项改革,赵紫阳才是实行城乡全面改革的勇敢实验者。我一九八零年代初到四川采访,遍访赵紫阳改革的试点,包括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工人岗位责任制的成都川棉一厂、饮食服务公司、重庆钟表公司,和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恢复乡镇建制的广汉县。文革期间,四川农民学大寨,对土地一年三造掠夺式耕种,赵紫阳说服农民改回让土地获得休息的一年双方。他算了一个简单的账就把农民说服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也就是一年三造每造单产三百斤,不如一年双方每造单产五百斤。我去四川采访时,赵紫阳已上调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留给四川的是到处生机勃勃的景象和一连串令人惊奇的故事。

一九八零年代是中共建政后难得的黄金年代,对外开放、发展经济、锐意改革,人们奋发向上、充满激情、充满希望。八十年代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不是邓小平而是赵紫阳: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策划企业党政分家、行政主导,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文化领域一个宽松的环境,都出自赵紫阳智囊班子的策划。深圳特区在赵紫阳的允许下,曾尝试移植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不满足于深圳特区,将海南省办成一个大特区,为未来的省一级的大面积改革积累经验,也出自赵紫阳的手笔。更难能可贵的是,赵紫阳闯入了意识形态禁区:在八十年代,赵紫阳宣布,他不再审查电影戏剧小说歌曲和绘画,让文艺作品由民众来判定优劣;他强力阻止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进行,如果不是赵紫阳,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又要进监狱或劳改场。

中国八九民运发生,赵紫阳宁愿丢官下台,赔上子女们的前程,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他固有的理念,那就是:共产党应该接受人民的要求实行改革而不应拒绝人民的要求,解放军不可以把枪口对准爱国学生和市民。六四后,有人指责赵紫阳没有像苏联的叶利钦那样,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八九民运便成功了。这当然是因为赵紫阳性格的软弱和他作为共产党官员的局限性。不过那时候,天安门广场上最激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未必有人具备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的高度。即使赵紫阳振臂一呼了,六四屠杀是否便可避免?八九民运是否就能成功?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中国不是苏联,中共不是苏共,邓小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但无论如何,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守住了做人的良知,守住了当初加入中共的革命热情与理想主义精神。

六四后,围绕着下了台的赵紫阳,人们争相做各种各样的表演,人格高下立判。原来与赵紫阳同在一个阵营受赵紫阳器重的,有人重新站队了: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投靠李鹏却不被接纳,积郁成疾,癌症上身而死。原深圳一位副书记退休后被赵紫阳启用外派掌管一方重镇,他为此到处炫耀与赵紫阳的关系,六四后却把在他手下工作的赵紫阳的儿子押送交给北京李鹏派来的人,此人现在活着,不知是否活得心中有愧。

而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先后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海南省长的梁湘,六四后身陷险境,毫不畏惧打电话给赵紫阳表示支持,并放走了在海南工作的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六四后赵紫阳被全天候监禁在家里,原广东和四川的干部络绎不绝前去探望。赵紫阳请探望他的人带话给参加八九民运的年轻人,要他们放眼中国的未来,不要因一时的挫折丧失勇气。八九一代于世文、陈卫等十君子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公祭六四死难者,公祭赵紫阳,不惜坐牢,不惧酷刑。又有钟凤鸣、杜导正甘冒风险记录赵紫阳软禁期间的谈话,辑录成书,传播开去,让世人知道晚年的赵紫阳如何从共产党的开明领袖,转变成弘扬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政治伟人。

赵紫阳晚年的转变使他完成了思想与精神的升华。如今的共产党员,生活如盗贼,生命如粪土,赵紫阳却不枉一生。而国内和国外、活着和死去的人,凡曾经跟随赵紫阳为中国的改革大业奋斗者,凡支持八九民运反对六四屠杀者,而后又因赵紫阳而经受迫害打击,以致流亡海外、与中共决裂者,也和赵紫阳一样,不枉一生。

我以此文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同时为自己的新生庆幸。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作者旧文,原载《动向》杂志)

——转自《纵览中国》(2015-01-1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2期,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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