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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

自由亚洲电台《 天安门母亲推纪念专辑 “六四”永久纪念馆香港本月二十日开幕 》 据总部在纽约的 中国人权 组织披露,受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群体委托,该组织的《中国人权双周刊》推出《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更多天安门母亲相关信息: http://www.hrichina.org/chs/topic/tiananmen-mothers
2015年2月2日,这天中午,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们照例聚集在一起,举行新春团聚活动。今年仍订四桌,但人数明显少于往年,甚至气氛有些悲凉、激愤,整个就餐过程中人们只能听到偶而交谈声、叹息声,却听不到笑语声了。 主持人尤维洁女士告诉大家,2014年我们又失去了赵廷杰、陆马生两位难友。不到20年,我们群体中已有37位难友离开大家,还有一些难友年迈体衰,行动不便,或是尚在与癌魔抗争而无法前来。 可以想见在全体起立为我们死去的亲人,为我们离去的天安门群体成员默哀的那几分钟里,大家的心情有多么沉重,空气都似乎凝固了。 随后,丁子霖女士向大家介绍了以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命名的帕尔梅人权奖的性质和由来,...
今年发表致“两代会”公开信时,难友们悲伤地不得不把一向为大家所尊重的杜东旭的名字从信末签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难友行列中去了——他于2013年11月7日离我们抱憾而去,终年86岁。 杜先生是位军人,但他在我们“六四”难属群体中并不是唯一的军人。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寻访到以来,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并肩抗争——即使在险象丛生的最艰难时刻,他也总是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我们这个苦难群体。 回想“六四”十周年前夕,在京的难友在我家中第一次举行集体祭奠,杜先生参加了——那时便衣们和各种车辆就包围在我们家门外;十五周年、二十周年的集体祭奠他也都参加了。他还在2008年6月3日参加了木樨地路祭——...
龚纪芳,女,1970年4月14日生,上海人,家庭所在地内蒙古包头市,生前是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从天安门撤至六部口的时候,左上臂中弹(炸子)倒地,因毒瓦斯中毒造成昏迷,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年仅19岁。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 我们很早就知道有一位女大学生——龚纪芳遇难,但是她家一直拒绝我们了解和探访。今年正好去看望外地难属,便有机会前去她家看望她的父母。 2013年10月7日我们到达包头后,由难友与龚纪芳父母联系,10月8日在征得龚纪芳的母亲同意后,我们到她家探望。见面后大家都很激动,毕竟是同命相连的难友,...
李评,男,1967年生,辽宁丹东凤城人,生前是北京首都师范学院政教系三年级大学生,一位优秀的学生会干部。 6月3日晚左面颊中弹,6月4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年仅23岁。 1989年6月3日李评和同学们得知下周准备复课,晚上和几个同学在校门口拦了一辆卡车,想最后去天安门看一看。但是卡车还没有到木樨地就无法前行,因为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聚集在长安大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大家下车步行向东走;此时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扫射,李评左面颊中弹。他被同学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4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尸体存放在复兴医院太平间,后来由学校领回,存放到首都师范学院附近一个小医院。...
任文联,男,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1970年生,遇难前是北京科技大学采矿系一年级大学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长安街六部口头部中弹,一只胳臂被轧断,左胸腔被轧扁,因伤势过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死亡,年仅19岁。 2013年10月3日我们乘火车去巴彦淖尔市,经过14个小时的旅程,于次日凌晨3点40分到达临河。任文联的弟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任文联的父亲任金宝,今年75岁,一位善良朴实、性格豁达的老人。他有6个子女,老伴已去世多年,大女儿、二女儿在老家务农,三女儿在中学当老师,四女儿患脑瘤于2013年病故。大儿子任文联是学习最好、最有前途、能考上北京的大学生,他是全家人的骄傲和希望。...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连儿牺牲之后,一些与我们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劝慰我们:“想开些吧!好在连儿还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从表面看来,我们是个多子女的家庭,三个子女中连儿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读博士学位,姐姐已大学毕业,在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传媒中心当会计。平日里每逢节庆假日就是家庭聚会之时,此时的连儿最开心了,哥哥带着女友,姐夫陪着姐姐回家,欢聚一桌,其乐融融,好不热闹的一大家子。 可是,谙知我家内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连儿,对我们两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于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难的日子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几位校医突然进屋来给我注射针剂,几乎是同时,来人把我丈夫蒋叫了出去。见此情景,我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过了一会儿,蒋回屋来对我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听到丈夫亲口告诉这个噩耗,连日来那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时间化为乌有。此时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镇静,也未昏厥,只是头脑里一片空白,丧失了思维能力——似乎时间停止了,空气也凝固了。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只是呆呆地望着周围的人们。“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来吧!”同事大声喊道。在众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终于哭出了声音;但由于大夫事先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 十一 ) ( 十三 )( 十四 ) 自从4月15日北京发生学潮,连儿显得特别关心,每天下午放学后,他从人大到北大到清华观看抄写大标语、大字报,在几所学校里来回穿梭,回家后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他的见闻。4月19日晚上,他听说大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一定要去参加。我们说太危险不能去,他说他就去看看,到了那里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我们还是不放心,结果由他的姐夫陪着他去。 我们的儿子最担心的是广场学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着我们深夜独自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大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头班公交车赶回学校上课。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校门口设立了一个《北京之音》广播站,...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六四”二十五年后,我静下心来回顾连儿短暂的一生,感到这孩子到人世间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后期,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运年代。整个八十年代正是他从儿童嬗变为少年的时期。那十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在近现代数百年间难得的幸运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言论开放、管制宽松。人们渴望变革、毫不掩饰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 连儿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像海绵一样吮吸着新思想一天天长大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教授美学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学,最先接触各种西方舶来思想。人民大学校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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