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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
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和血腥屠杀的场面,是中老年以上的那几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平演变,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没有暴力斗争的严重后果作对照,人家凭什么让你把他们的特权演变掉呢?没有以命相搏的决心,流氓暴徒们会向人民让步吗?和平演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和平演变。
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人士眼泛泪光(美国之音汤惠芸拍摄) “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
从中共历史来看,他们是从来不相信双赢结局的。他们的目的是消灭对手,当他们没有这个实力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谈判作为手段,尽量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结局立即出现。当他们认为暂时的让步有利于稳住阵脚,或许会作出一些让步,但一旦缓过气来,一定会撕毁协议,并且通过加倍的反扑压制对手。
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记者是担当报导真相、传承历史的角色,对于亲历的六四的真相,更责无旁贷。梁慧珉在协和医院看到推着一叠叠的尸体,其中一位年青学生,颈上穿了一个大洞,仍然紧握拳头,双眼睁着,彷佛在诉说他死不甘心,那影像深刻烙印在梁慧珉脑里,三十年仍然不能释怀。
不要因为多数人跪着,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不要因为同情有危险,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同流合污。如果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
三十年后回头来看,后果的严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现在真看不到和平转型的希望了,而非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大。习现在表面上权力无边,他兼了所有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说明他已经是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作壁上观,看着他耍单。
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中的普通市民、工人、职员、农民、甚至还有像我这样的民警,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这是一份记忆,是一份良知,是一份对正义的追求,也是一份对残暴中共政权的客观记录。真理是需要不断重申的: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抗暴者们群体性的自卫行动主要发生在整个六·四运动从戒严到屠杀过程中,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市民的六·四抗暴壮举第一次以法律档案的形式得以历历在目的记载。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绝大多数。如果他们被发动起来普遍地参与反共的民主运动,那中共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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