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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他究竟是个“卧底”,还是个地道的反革命,已经不重要,但可以确定,他是那个惨无人道的年代的产物。那时,在对毛泽东的个人绝对崇拜统治下,人们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因此都争先恐后地献身革命。即使像董麻子,也活在一张假面孔下,成为暴政的附庸。而且,五十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没有质的变化。
1968年,这里与广西其它地方一样,却发生了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一个面积不大(1540平方千米)的小县,当年的人口仅十多万人,据官方在1980年代“文革处遗”时的统计,就有近三百人惨遭杀害,且杀人手段极端残忍,枪杀、棒杀、石头砸死、用刀捅死——等等无奇不有,更有把被害者人头割下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令人惨不忍睹。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人的劣根性的大暴露、大检阅,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缺陷不是在天天培育和滋生着这种劣根性吗?国民素质的高低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和体制是重要因素,所以,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才能提高全民素质,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旧体制的复归和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
当一个政权把你教育得使你不会对它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的可能时,你便开始怀疑起你自己。你被抓了,你根本没有想过抓错了,而是竭尽全力从心的角角落落翻出“反动思想”,从生活的饮食起居各个方面搜寻出“犯罪的事实”,以证明他们把你抓对了。
苦难之后,父亲仍有选择快乐的能力,而我的母亲在颂圣,原罪,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中,终于无路可退,精神崩溃。苦难之后,她失去了选择快乐的能力,成为那个时代的活祭。我的父辈啊!
那时代,成百上千万的地主及其子孙,有的一夜之间便成了冤魂,而活下来的也因此生不如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苦难者和失败者必须言说,有言说才可能进入历史,让后人不至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写作者对暴政的反抗和对自由的基本渴望。
六四被残酷血腥的镇压之后,虽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属,但是每一个遇难者家属,流亡者的家属,残疾者的家属,做监者的家属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我忽见有条“金珠鳞”的鱼鳃似在煽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要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鱼肠子飞溅四处。那一刻,我一个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
中国文革期间走在极权的路上又对极权不满,冒出了一个超极权的路,这是错上加错。
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而毛是这一体制的政治图腾。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让全体国人知道文革历史的真相,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血腥、暴戾、恐惧的宿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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