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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

十月革命给今日中国带来的遗产,那就是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的:追求平等乌托邦的大革命能毁灭几乎所有社会自治的权威和道德资源,给独裁专制提供全面的社会基础。当今中国领导人所谓“自信”的一大来源,就在于他们虽然没有太大的治国本领,却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慑手段,因而确实有可能与整个国家乃至与人类“共存亡”。
个人崇拜狂热,造神逆流汹涌,并不是文革灾难生成泛滥的最主要原因,但却与之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僵化国家政治生活的迷幻药,是吞噬思想文化发展活力的黑洞,是扼杀真理与正义的地雷阵,是摧毁国家机器和社会肌体的引爆器。重发此篇短文,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足够警醒。
由于西方的绥靖政策,后共产主义的中国熬过了共产主义整体垮台的最佳时机,从而维持了邓小平模式的新的变种,进入到自以为的习近平模式。这个模式想创造一个更新的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变种。但机会已经被前人用完了。它什么时候崩溃,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十月革命之所以是一碗心灵鸡汤,是因为知识分子们觉得那是一场他们上台的政治大戏。但是对政治家来说,十月革命就是一个鸡蛋。十月革命的神话,就是一个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哥伦布把鸡蛋一磕,就竖起来了。别人说:要是这样,那谁不会啊?哥伦布反问:那你们为啥不做?别人哑口无言:你这样打破规则没有底线,我们不要说做,就连想都想不到啊!
在政治学上,宪政与民主所回答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民主所回答的是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即统治权力应该向谁求取、由谁授权,而宪政回答的则是国家权力应该如何组建、如何分割、如何分配、如何制约、如何制衡、如何行使。从1949年建政至今,共产党已经在中国“专政”了近七十年,别说中国人无缘见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何方神圣,就连宪政二字,从毛到邓,从江到习,也从此绝口不提了。
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越是显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20世纪,因为共产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习近平掌权之际,全面的腐败已经对党专政本身构成威胁。他一面铁腕反腐败,在选择性地打击腐败势力的同时,不懈地维护腐败之温床,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和红色权贵的垄断地位,一面复兴红色意识形态,压制公民社会,抑制民间反腐败的自发努力。具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反腐败的铁腕难以阻止他领导的这个专政党本身蜕变和腐烂的趋向。
本文试图说明,非暴力抗争比暴力革命不仅在道义上更正当,成功率更高,代价更小,效果更好,而且,与民主运动的性质更为相宜,更有利于克服中国式改朝换代的暴力政治传统,有更多的当代资源——国内的与国际的——可供运用。
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中国人中引发的争论,几乎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刘晓波代表的非暴力抗争主张,在政府的政治暴力与网络革命党日趋严重的暴力倾向这双重煎熬下,进入奄奄一息之境。刘晓波及其爱妻刘霞的悲剧人生,更成了主张暴力革命者用来反证非暴力抗争路线失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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