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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监狱

伊力哈木不仅是维吾尔人的良心,也是促进民族和平的重要使者。在我和伊力哈木的多次交谈中,他早有预感,他的维吾尔同胞将遭受更大的磨难。不过可能连他也无法想象,这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竟落在他的同胞身上,如此之快,如此之惨烈。
据上海维权人士马亚莲的文章:2019年10月1日,葛开英、刘小玉、韦开珍、周静珠、王永风等数名上海访民在北京磁器口在人群中观看阅兵飞机时,被一群不明身份、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处的陌生人包围,被强制押到右外东庄90号接济站(上海政府设立在京城关押维权者的临时黑监狱),之后被押回上海、送往各所在地派出所审讯,随后全部被刑事拘留。其间,家住黄浦区的访民在火车到达上海站后即被戴上手铐,到派出所后被铐在凳子上,而家住普陀区的几人,家属持法律抗议下,公安仍拒不出示刑事拘留通知书;手臂骨折打石膏的刘小玉,在派出所被扣押整晚后,也同样被送往看守所,其丈夫向上海各有关部门投诉并索要刑事拘留通知书,均未被理睬。...
我不知道怎么走出的会见大厅。我这一个月幻想着全璋比上一次正常一点儿,可还是失望了。胸口憋的喘不过气来,感觉脖子被两只手死死掐住。我挪动发软的腿,跟大姑姐、王峭岭、刘二敏一起去监狱行政大楼交王全璋的“保外就医申请书”。
全璋站起身,我们也站起身。孩子把手贴在玻璃上,全璋表情木木地也把手在玻璃窗上放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十几米的路,我看着他的背影,眼泪又流了出来:四年了,他竟然像编好程序的呆滞的木头人,连回头看我们母子一眼都没有。
作为最早代理高度敏感的法轮功案件的人权律师之一,王全璋的正直、勇敢、热情和智慧人所共知。让这样一位律师成为一个冷漠、麻木、声称监狱很好、责怪妻子抗争的人,中国当局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凶残。正如建政七十年来反复呈现的那样,他们不满足于消灭异议者的肉体,还要改造他们的灵魂。
我最想实现的愿望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先人有说:“苛政猛于虎”,任何一种苛政都会害人。“驯兽”是一种行业,是一种新兴行业。我坐牢就当是在休息,即使被他们杀害,我也觉得比起“六四”的死难者而言,我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年,该做的做了,该说的也说了。
我坚信这首诗会作为永恒的证词,载入六四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文学史。可作为流亡者,我的坚持并没有帮助他走出监狱。后来,更致命的灾难像李必丰诗中的雪,覆盖了全中国。更多的朋友进去了,仅仅故乡四川,就有刘贤斌、黄琦、陈卫、陈兵等等。
我被折腾了两年多了,我的感觉就像孙悟空在炼丹炉中,舒服极了。对我的迫害、殴打、戴脚链,就像做数学题,越难越有趣,意义越深远。此案稍微正常,懂常识和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我无罪。老千们的指控才是明目张胆的寻衅滋事。我所做所说完全是现有法律框架内的活动。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极权体制,企图把民众的一切都控制起来。极权专制的运作必须依赖法外手段:黑监狱、软禁、跟踪、窃听、酷刑、强迫失踪和政治株连。这就是形形色色的“黑监狱”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废除其中的一种两种,根本不影响这个超级“全控政体”的运转。
2019年3月1日晚上,江天勇律师从“释放”后变成失踪状态已经过去近两天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妻子和母亲及关心他的朋友们都一直在焦急的努力寻找他的下落。在一个党可以把整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变成黑监狱、酷刑场所的党国体制下,结果自然是预料之中的。 不过就在数小时前,一直不断寻找江律师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打通了河南信阳罗山县公安局国保队长李季军的电话,得到了以下消息。 对话内容如下:王峭岭 王峭岭:“李队长,江天勇为何没有回家?”李季军回答说:“郑州批准他,他就能回家探亲。”王峭岭进一步确认地问道:“您的意思是江天勇回家需要郑州公安批准?”李季军:“是。”王峭岭:“不对吧,江天勇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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