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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中港共分裂香港民主力量的诡计,走出中港共编织的罗网,反过来用这个机制来团结社会上不同派别的民主力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香港人自主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政治人物不能向强权示弱,任重而道远。
——中共如果不停止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就只能灭亡,并且连累国家陷入崩溃,将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制止习近平胡作非为的机会,就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如果确实更无一人是男儿,北戴河会议就会风平浪静,之后大家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
——对中共高层而言,苦撑待变80天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最多只有一半一半的可能。假如特朗普再度当选,中共怎么办?它恐怕就只能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轨道上再苦撑4年了;倘若如此,4年之后,中美关系将又是一番天翻地覆之变。
——北京终于对香港反抗力量的领袖下手,出手之重超出许多人的预料。如果中共不能彻底平息港人的反抗,就不仅会鼓励港人坚持抗争,而且会鼓励更多内地人奋起抗争。这是中共最大的噩梦,因此,为了防止这个噩梦成真,北京已经顾不了许多。
——中共不反制不是它放弃反制,而是它没有了反制的能力和对等报复的手段。所以中方不能不投鼠忌器。此外,可能还有自己的另类打算:为躲避美国的锋芒,佯装回归“韬光养晦”,面对美国一步紧似一步的制裁,中国方面不反制不报复,不是示软,而最大的可能是以拖待变。
——民主维权运动的核心资源,需要而且能够由道义价值扩展为政治实力,其核心枢纽和原点发动机就在于铁窗英雄群体的理想性、厚德性和人格境界。这并非在夸大少数人的力量,再造中华民族的价值等级表的操作起点,总得从某些具体的高贵生命开始。
——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泛敌化”,使每个公民都随时可能成为政权的“敌人”,原因不是公民做了什么,或者他们违反了什么法律,恰恰相反是因为坚守了法律,而使他们成为了权力认定的“敌人”。这种“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被敌人化”的可能性,导致了后极权社会弥漫着恐惧,造成后极权社会人心惶惶、万马齐喑的状况。
——七岁那年我在做什么?那是个三反五反、清算斗争世道不彰的混乱时期,父亲去了香港,母亲被关起来劳动改造。我因为年纪小不懂惊恐,生存的本能让我直觉找到简单的生存方法。今天回首我不禁赞叹造物的神奇,童年的灾难使我很早感受到上天的眷顾。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今天虽然黎智英等还不至于砍头牺牲,但完全有可能像刘晓波这样在狱中迫害而死。黎智英这些义士对此十分清楚,但他们仍然不为所动,坚持留下来,等着被捕坐牢。中共可以摧毁香港,但摧毁不了港人的自由精神。
——在追求和平民主的历史进程中构建和平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主张及立场是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其中,坚持个体权利本位、程序正义贯穿始终,以此原则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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