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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ights Forum

日益频繁的社会抗争事件,以及经济不景气,不仅使各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使中国政府的维稳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境地。 “维稳”的庞大支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国各地政府对资源过度抽取,导致民间社会反抗直线上升,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1 ,2008年为124,000起 2 ,2009年高达28万起 3 。 中国的社会反抗类型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房地产与石油重化工业、矿产等资源性行业,社会抗争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用土地。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
2011年11月,当中国税务当局以“偷税漏税”为由处罚艺术家兼活跃人士艾未未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一指控是赤裸裸地企图封住他的口——近年来,艾未未作为社会和政治批评人士,带头做了许多事情,广受欢迎。 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中国人站出来为艾未未辩护,捐钱给他,用以偿付政府对其公司征收的巨额罚款。 艾未未是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越过从艺术到政治这条线的。当时数千儿童因所在校舍倒塌而丧命,显然是因为劣质的、被称为 “豆腐渣”的建筑。虽然政府对此置之不理,警方拒绝公布受害者人数和姓名,但是艾未未派出志愿者,挨家挨户搜集了一份名单。后来,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列出了5,196个罹难儿童的名字...
时至2009年年初,中国官方已经摸索出一套完整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对外用“长城防火墙”(GFW)拦截中国境外网站的“不良信息”,对内利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直接审查和互联网运营商的间接审查相结合的机制控制境内网站的“不良信息”。 1 中国互联网新闻网站、论坛及博客等网站内容已经完全受控。
在提供征地拆迁法律服务过程中,透过与拆迁户的访谈和代理案件发现,涉及征地拆迁的行政诉讼案件即使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征地拆迁对象也越来越难以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获得胜诉的结果,甚至越来越难以立案,枉法裁判比比皆是。
我有位朋友,他在市区某写字楼的20层上开了家咖啡馆,不做任何的广告宣传和商业策划,也不招待任何的生客,来他店里的,都是他以前旧址的熟客和他们带来的两三知己。他说,他想做的就是一个与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格格不入的一个隐逸静谧的私人空间,他喜欢朋友们来到他的咖啡馆里,听着八十年代的怀旧老歌,看着墙上奈良美智的画作,品上一杯他独家制作的咖啡,跟他聊聊政治、理想和人生等等,在感官盛宴里忘记生活的烦恼和忧愁。 有一天我们谈到人权问题,我问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什么?他想也没想就说,中国政府喜欢说生存权,但其实生存权本是人最基本的底线权利,而这种权利是有没有政府人民都必须享有的,...
刘索拉在“中国High”音乐会上。摄于2012年9月16日,北京。照片来源:“严力、于捷创作室”创作团队成员徐月宾 老五在“中国High”音乐会上。摄于2012年9月16日,北京。摄影:“严力、于捷创作室”创作团队成员徐月宾
英文书名:《刘晓波、〈零八宪章〉和 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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