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与言论自由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因此这一代也被称为思考的一代。

文革前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茫然的时期。从少年时代，我就立志要当科学家。我学习努力，考试成绩总是全校第一，还当过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大队长，每次评选优秀学生我都榜上有名。可是，随着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的调子越唱越高，学习成绩好不好变得不重要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更被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受到贬抑。在学生中间，家庭出身的好坏成了衡量学生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我的生父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员，后来“随军起义”，成了解放军，但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死。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在初中时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未被批准；在报考高中时，尽管考试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却没有一个重点中学录取，被分配到一个离家很远、教学质量又很差的学校。进入高中后，校方大讲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路线，我在高一时还高票当选为学生会部长，以后就被打入另册，当学生干部和评优秀学生再也没有我的份儿。那几年，考大学更重视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坏”的学生，不论高考成绩多高，也没有一所大学会录取。我感到被歧视被排斥，我感到我和我身处的社会不协调。但由于在当时那种封闭压抑的环境中，我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因而不足以形成明确的批判意识，而是陷入困惑与迷茫。

文革开始了，我也抱着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愿望，积极投身运动。我试图通过运动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在运动初期，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很快地，对那些“问题严重”的、被视为“牛鬼蛇神”的老师的口诛笔伐就升级为对他们的人身侮辱和殴打，其中一些老师还被关进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这种残暴的做法让我很反感。接下来，北京红卫兵写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传进成都。我校的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举行了一场全校规模的阶级路线辩论会。我作为“黑五类”的典型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我认为这副对联是片面的、错误的，更不承认自己是“混蛋”。我几次三番上台据理力争。为期三天半的辩论会有三天都是在批判我，这使我感到空前的孤立与委屈。

1966年10月，中央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我大受鼓舞。我带头把关进牛棚的老师们解放出来。从朋友那里，我读到一份北京的小报，上面刊载了一篇长文《出身论》（后来我得知此文的作者是遇罗克），深感共鸣。我和几个同学也办了一份小报，转载了遇罗克的文章，我写了发刊词和另外两篇文章。在那段时间，我自以为我很理解文化大革命，非常赞同“无产阶级大民主”。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还可以自己办报纸，成立自己的组织－－这在文革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一个人仅仅是批评了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就很可能被打成“反党”，现在我们却可以批判任何一级当权派－－如果我们认为他的言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话。文革中的大民主始终有严格规定的限制。即便在当时，当我得知有人发表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而被当局定性为“反动”、“反革命”抓起来的消息时，心里也是不大以为然的，只不过由于当时我们自己思想的幼稚和狭隘，对这种限制和打压没有强烈的感觉。

上述美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讲话，说“出身论”是“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是“挑动出身不好的同学对党不满”。在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好比宗教裁判所，它的话就是终审判决，无须论证，也不容反驳。我对家庭出身问题有长期的思考，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我没有公开提出异议，但留下了怀疑。

我属于造反派，不过是个比较另类的造反派。我经常被我的战友批评为“老右倾”。所谓“右倾”，主要倒不是指观点，而是指态度。例如，我是反对保守派组织的，可是我却不赞成把保守组织“打倒”、“砸烂”。我也认为校长是“阶级异己分子”，应该打倒，不过我理解的“打倒”只是撤职、开除出党；我认为他还可以当一名普通教师，就算是敌我矛盾，也可以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起码现在就可以从牛棚里解放出来。

成都是全国最早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也是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先是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之间搞武斗，保守派垮了以后，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彼此之间搞武斗搞得更凶，持续的时间更长。我始终反对武斗，积极主张两大派大联合。我认为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但令我不解的是，在运动中，总是那些激烈的主张和粗暴的做法占上风，并且得到当局的认可。

等到运动后期，工人和解放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校革命委员会成立，紧接着就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少在运动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重新被当成“阶级敌人”，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而受到粗暴虐待。我则被说成“为阶级敌人翻案”，被送进“学习班”变相批判。直到毛泽东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校学生都被送到农村，对我的批判才不了了之。

1969年3月，我和同学们一道下放到四川最南端的渡口市郊区插队落户。我们20个同学被分到一个生产小队。我们是集体户：除了参加队里的农活之外，20个人共同开伙，共同经营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大家干活都很卖力。我们还给全村安装上电灯电线和小喇叭，改进了农药。然而，繁重的劳动只能维持清苦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到这是对我们所学知识的无谓浪费。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尽量抽出时间看书和思考。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黑暗而暴虐的制度之下，毛泽东是大暴君，文革的胜利只是造成了更广泛更严厉的政治压迫。“无产阶级大民主”声称给人民最大自由，但不给敌人、不给反革命自由；可是，谁算人民谁算敌人却要靠当局自己来确定，而当局正是以拥护不拥护它自己作为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这就使我们都生活在当局的专横的意志之下，生活在发表不同政见即可能招致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的恐惧之中。我并不敢肯定我对现实的每一条批判都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不应该仅仅是有这些观点就遭受迫害。于是，我逐渐形成了言论自由的理念。

需要指明的是，在我形成言论自由以及自由民主等理念的过程中，我所凭借的思想资源是相当贫乏的。那时候，除了毛选，我只能找到马列的书。我能接触的西方思想家关于自由民主的著述以及上一辈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的著述都相当稀少，而且大部分还只是只言片语，残缺不全。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那些自由主义理念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更不是和西方接触得知的，而是产生于自己的亲身经验，产生于对自身经验的独立的思考与领悟。

现在，一谈起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少人（包括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它归因于中共的对外开放政策，打开了思想之门，西方思想和学术再次进入中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并不是从外部引进的，而是从内部自生的。

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起远比中世纪欧洲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在实现共产革命伟大理想的名义下，不断地发起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普遍、极其残酷、极其频繁以及极其反复多变的政治迫害，思想罪文字狱遍于国中，在绝大部分人－－不论是农民还是高干－－心中都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恐惧。十年文革则把这一切发展到登峰造极、史无前例，但同时也造成了它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这种形势下，少数人产生了自由民主理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套理念的愿望和基础；甚至在不少掌权者那里，也对自由民主理念产生了同情与共鸣，于是才有了当代中国自由民主理念的广泛蔓延以及自由化运动民主运动的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一直有人问：自由民主理念是西方的产物，它们能移植到中国吗？如果我们认识到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理念并非从外部输入，而是从内部自生的，那么，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