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誓不屈服的伤残者孔维真

2014年05月09日

我们去李显远家前,给住在武汉汉阳区的伤残者孔维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难属,请他到李显远家来一趟,我们有事情要找他。在我们到了一个小时后听见敲门声,他到了。

他身高有一米九几,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虽然他的个子很高,有点顶天立地的感觉,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却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很纯朴、很实在的人。

见到他,齐国香赶紧搬来凳子让他坐,她和李显远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对我们说,孔维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每年春节时,他都会来看望他们两家——其实,他的腿不好,根本不能走长路。

孔维真受伤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几年内做了十三次手术,腿虽然保住了没有截肢,但是再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为了他的腿,他的父母倾尽了他们的全部心血,到处奔走找医院,全家的生活也因此被打乱了。


孔维真与母亲黄志芳(中)和父亲孔德大(右)

齐国香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去看看孔维真的父母,他们两人非常不容易,我们的孩子被打死了是心里永远的痛,可是他的父母为了挽救他们的儿子,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想象不出来的,你们可以晚一点到我家,先去他们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安慰一下两位老人,他们心里会好受一些,他们心里的苦没有地方可以倾诉啊!因此,我们从李显远家出来,跟着孔维真到了他的家。

孔维真家所住小区的房子是他父亲的单位分的,整个小区建筑年代比较久远,楼与楼之间的距离挨得比较近,有点像是简易楼的感觉。孔维真没有正式工作,在楼下有一个搭起来的小卖部,卖一些日用品和给人复印为生。

孔维真和他的父母孔德大、黄志芳

孔维真的父亲原是一位军人,转业后来到武汉工作。初见这位老人是在楼下的小饭店里,他得知我们要来,一定要到楼下去端两个菜,我们劝阻也不行。看见他,瘦高的个子,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依然还有军人的风范。

他们家住在2楼,两间较大的屋子是孔维真的父母及孔维真夫妻住,还有一间大约四五平米的小屋是孔维真的女儿的卧室和学习的地方。屋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墙壁斑驳,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套失修的房子,他们一家根本也没有能力重新修整一下自己的房子。

见到孔维真的母亲,她满面慈祥地坐在藤椅上。她因糖尿病后遗症双腿不能走路,丧失了照顾家庭的能力,平日家里的日常生活的料理由他的父亲打理,夫妻俩有两个儿子。

 “六四大屠杀事件已经快二十五年了,您们是受伤者亲属,我想请您们谈谈他受伤的情况,这二十多年来您们是怎么照顾他的。您们两位老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孔德大,我的老伴叫黄志芳。当年,我的孩子在北京体育学院上学,是大二的学生。6月3日那天晚上,我的孩子骑着自行车来到复兴门附近,遇到戒严部队开枪,有些害怕就想离开,刚迈开腿,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小腿上,贯穿整个胫骨,把胫骨打断了留下一个洞,两根动脉血管被打断,鲜血哗哗往外流。幸亏我的孩子懂得一些急救知识,把身上穿的运动裤撕下来紧紧包扎住受伤部位,才没有当场死亡,被别人送到医院。”

“他是送到哪家医院,您是怎么知道他受伤了?”

“他被送到宣武医院,学校打电报给我,接到这个消息时,我还在上班,单位派人陪着我去的。我先去,他的母亲后来也去了,我们在北京照顾他半年。幸亏他是搞体育的,血管比较粗才保住了一条命。这期间,他在医院里做了7次手术;7次都是大手术,都没有成功。”

“医院把胸腹打开,取出一块带有动脉血管的腹膜移植到小腿上都不行,一次一次的手术,他在医院里只能躺着,最后都长褥疮了。”他的母亲流着眼泪说道。

“当年学校承担医药费吗?”

“学校出的医药费。我们看治不好,半年后就把他带回了武汉。接着又做了两次手术,进行人造骨移植也没有成功,他的伤口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愈合。”

孔维真的父母告诉我们,从1989年他受伤开始一直到1995年,那几年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孔德大是1986年从军队转业,1989年就出了这档事,在北京的半年单位里是不给工资的,他们也只能尽量节省开支度日。回到武汉后,每天要换药,是在单位的医务室换药,还要继续手术。武汉夏天是非常热的,他们夫妻俩每天推着一个推车送他,去医务室换药、接他回家给他洗澡再送回医院,来来回回非常辛苦,连自己的小儿子要考大学都无暇顾及——最后没有去考;现在,只能给别人打工。原本,他们没有想让自己的儿子去北京体育学院上学,是北京体育学院招生的老师看上他,把他挖走了。如果不出这件事,他的父亲准备去深圳,有一个单位已经说好了邀请他去,结果儿子这一出事,他也不可能再离开家去深圳了。

“六四大屠杀即将到二十五年了,国家依然还没有解决的意向,您们怎么看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

“六四大屠杀不管怎么说,军队开着坦克、拿着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百姓镇压,连蒋介石都没有这么做,你邓小平用这种手段对待学生心太狠了!共产党是靠什么起的家,是靠学生运动起的家,说蒋介石怎么怎么屠杀,你们不也是在屠杀吗!我到北京去,亲眼看到北京的街道上都是枪眼,后来把路整个翻新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血洗北京城。除了日本在南京制造的那场大屠杀,死了三十多万同胞外,就是这一次了,这可是中国军队在和平时期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啊!

“我们别的不恨就恨邓小平,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他治国搞阴谋,用阴谋治国,他在位整了多少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是被他整下去的,腐败就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要求习近平,要求政府不要再拖下去,应该正视这件事,不要遮遮盖盖的,这件事早晚都要解决,不解决得不到民心的。”

和他父母谈完后,郭丽英陪着他的父母,我在另一间屋子里对孔维真进行了单独采访。

“刚才和你的父母谈了一些你的情况,你自己谈谈你在六四期间的经历,怎么受伤的,做过什么手术,二十多年来,国家在你的工作上怎么对待你,对你进行打压,像对待伤残者方政一样。”

“六四运动,学生游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我都参加了,是学生的集体行动吧。我们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毕竟我们看到了社会是那么不公、那么腐败,学生是热血青年,肯定是会对社会不公出来抗争的,我认为当年学生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事后想想,我们为什么那么义愤填膺,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共产党对五四青年运动的肯定教育,从小受到的教育只有国民党会对学生采取屠杀镇压的手段,没有想到共产党也会采取屠杀镇压的手段对待学生运动,共产党的教育整个是一个欺骗,是愚民教育。”

“是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宣传五四青年运动是怎么爱国,怎么反抗。学生提出意见被这么惨地镇压下去,你没有想到吧?”

“对。我自己怎么受伤的是这样: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住了一段时间,正好我父亲到北戴河出差路过北京,就把我叫回学校,见了一面之后,我就没有回到广场上去,留在学校里。6月3日晚上,我听说部队进北京了,我骑着自行车就往广场上赶,骑到复兴门,正好遇到部队经过,走不了了,就把车放下,躲在马路边上。军队走过时,前边是坦克、装甲车开路,两边是拿着冲锋枪的士兵,中间是坐满士兵的车队。复兴门立交桥上有一些路障,有一辆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坦克、装甲车一推就把公共汽车推翻了。”

“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

“是的,我看见拿着冲锋枪的士兵一边走一边往两边开枪,随意打,没有任何纪律约束,马路边上有高层的居民楼,士兵看见居民楼的窗户里有灯光,一枪打过去就把灯打灭了。”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反抗的人,才会使得士兵开枪?”

“我不能说没有,可能有扔砖头的,我待的地方没有。我待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拐角,路边是一个施工工地,面对马路有挡板挡着,挡板很薄。我和很多人躲在里面,外面的士兵应该是看不到我们的。我中枪后,大家都吓跑了,我好像还听到旁边有人叫,可能还有人中枪,我看不见。

“我看到子弹是打在我的小腿上,对穿了一个洞,子弹从前面进去,后面是一个大洞,全是骨头渣子,摸起来的感觉像粉末一样。动脉血管被打断了,血哗哗往外喷,我在学校里学过一些急救知识,知道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自救措施,5分钟内我的血就会流尽,于是我把身上穿的长裤脱下来用裤腿包扎伤口止血。这个时候,还在不停地打枪,子弹就在我的面前打在地上一溜火,如果我再中一枪必死无疑。我开始呼救,那些被吓跑的群众听到我的呼救声,有几个人跑过来,把我拖走,找了一辆平板车把我送到医院。


孔维真的左腿

“医院里已经送来很多受伤的人,有打在腿上的、有打在头部的、有打在腹部的,打在什么地方的都有。我听说医院里把所有住院的病人能出院的都让他们出院,空下的床位接受受伤的群众,分类先抢救有生命危险的。我还算是轻的,在走廊里呆了有几个小时才有人过来招呼我,等到护士把我的裤子剪开一看,我的小腿由于血脉不通,已经发黑了。护士摸不到我的动脉,马上找医生送到手术室,如果再不做手术,就要截肢了。医生告诉我,小腿黑死的部位如果一直这么黑,肯定要截肢。住了有两三个星期吧,我的小腿黑死的部位没有完全黑掉,有很厚的一层像一个硬壳一样毫无知觉地可以扒下来,所以,我受伤的小腿比正常的小腿要小很多。医生后来分析,一般人遇到小腿已经发黑,肯定是保不住的,之所以发黑的地方还有一些血管可以流通,可能我是练体育的,毛细血管和旁经动脉血管比别人的粗、勉强可以供血的缘故。”

孔维真受伤的腿依然还有黑死的部分

孔维真告诉我,他的小腿有个大洞整个穿透,需要做手术,用大腿根两边的髂骨接骨;肚子里取肉填洞;大腿上取皮植皮,大大小小两年内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但是,无论是采用自身髂骨还是采用人造骨接骨,手术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没有血的供应,两根动脉血管被打断后血流不畅,胫骨始终没有接上,现在只能依靠比较细的腓骨支撑身体的重量。他还让我看了他身上腹部、大腿根、大腿处大大小小的刀口和疤痕,这全都是为了能保住小腿做手术的需要。在手术期间,他还差点因为青霉素过敏要了他的命,全身浮肿最后脱了一层皮,原因是这批青霉素提炼不纯造成过敏反应,以至于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打青霉素了。

孔维真继续说道:“六四过后,我在学校休学两年,两年以后我回到学校继续上课。我是篮球专业的学生,应该是91年毕业,回校后插班,93年毕业,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毕业后,我发现找工作对我没有任何帮助,我的父母曾找过学校,因为我是六四受伤者,学校也不能给我提供就业机会,只能是自谋生路。

“我在省内参加残疾人运动会,也曾拿过金牌,但是,因为六四问题,想要往上发展就不可能了。2005年,国家为了准备08年奥运会,新成立了国家残疾人橄榄球轮椅队。当时,我是湖北橄榄球队的教练,在国家队组成选拔赛联赛中,湖北省的橄榄球队成绩比较突出,因此,选中我做国家队的教练,带队在沈阳集训。做为国家队就要有国际赛事,当我们准备去新西兰参加国际比赛时,我的护照怎么也批不下来,有一个比我年轻的指导告诉我,我的政审通不过,因为有前车之鉴,我想就是因为方政吧。”

“其实,你六四又怎么啦,你只不过躲在隔离带后面被打伤了,国家不应该把你当做审查对象来看。”

“我受伤后,准备做手术时,学校派来两个人到医院来问我,那个时候人人过关嘛,问我问得很详细: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走到什么地方,受伤情况。我都如实说了,我完全是属于误伤,不过学校没有给我任何的结论。”

孔维真觉得因为六四问题,他在体育界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了,于是,他辞职离开体育。他曾做过生意、在居委会做协理员、在自家门前开一个小店以此养活自己,无论他做什么工作,他的工作表现都很出色,评选优秀协理员、社区百强都有他的名字,但是,再不要想往上发展,皆因六四,政治审查过不去,这是他人生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孔维真

这个国家无法治,只有党治,谁要碰上共产党的枪子,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就是他噩梦的开始,这是一个流氓政党的逻辑。政治审查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断送了几代人想为国家做出贡献、施展才华的抱负和理想。

“你多大年龄结的婚,孩子今年多大了。”

“我33岁结的婚,孩子今年12岁了,刚上中学。”

在李显远家,齐国香曾告诉我们,他的父母为了将来他们百年之后,会有人照顾他,为他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现在,他的妻子每天上班替别人打工。

“25年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件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共产党自己也不敢提这件事,每到六四只是偷偷地私下监视你,不敢宣传。既然这么伟大的一个胜利,你镇压了反革命暴乱,多大的丰功伟绩啊,为什么不宣传。这件事必定是非正义的,总有一天会翻过来,这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情,不是你想抹掉就可以抹掉的。”

“你也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那绝对是,我凭什么要这样生活?!如果不是六四,我会发挥我的体育专长,在体育界会有很好的发展。想想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像李显远老师的孩子、刘仁安老师的孩子等等,很多人都是研究生,培养一个人才不要说国家投入多少,对一个家庭供养出一个人来说多么不容易啊!就这么给打死了,损失太大了。现在共产党压在那里,我就不信可以永远压在那里。你说要中国统一,要收回台湾,人家是民主社会,你是独裁统治,两种社会制度格格不入,怎么可以谈统一;马英九说了先把六四问题说清楚再谈其它的。六四事件共产党是压不住的,早晚会翻案,只是时间问题。”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和第三条的主要内容。世界是大同的,不同种族和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生命所赋予的自由,任何政党和政权都不可以任意践踏和剥夺。共产党用独裁的方式治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必将会被打破。中国的未来必将是一个民主社会,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有着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公民社会,这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历史的潮流。

 

©中国人权版权所有。若转载,请致函 communications@hrichina.org 获授权协议。

作者简介

尤维洁郭丽英是“天安门母亲”成员。

孔维真

孔维真,北京体育学院大二学生。1989年6月3日晚,在复兴门一个工地的挡板后面躲避戒严部队时,被子弹打碎左腿胫骨和打断动脉。之后共进行了13次手术。

错误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错误

网站遇到了不可预知的错误。请稍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