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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

文中引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就日本领导人应对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时所说的“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天安门母亲”追问:“那么,同样道理,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呢?” “天安门母亲”敦促中国领导人承担历史责任 2015年6月1日 “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她们撰写的 纪念“六四”惨案26周年的文章。 上一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
今年发表致“两代会”公开信时,难友们悲伤地不得不把一向为大家所尊重的杜东旭的名字从信末签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难友行列中去了——他于2013年11月7日离我们抱憾而去,终年86岁。 杜先生是位军人,但他在我们“六四”难属群体中并不是唯一的军人。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寻访到以来,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并肩抗争——即使在险象丛生的最艰难时刻,他也总是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我们这个苦难群体。 回想“六四”十周年前夕,在京的难友在我家中第一次举行集体祭奠,杜先生参加了——那时便衣们和各种车辆就包围在我们家门外;十五周年、二十周年的集体祭奠他也都参加了。他还在2008年6月3日参加了木樨地路祭——...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连儿牺牲之后,一些与我们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劝慰我们:“想开些吧!好在连儿还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从表面看来,我们是个多子女的家庭,三个子女中连儿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读博士学位,姐姐已大学毕业,在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传媒中心当会计。平日里每逢节庆假日就是家庭聚会之时,此时的连儿最开心了,哥哥带着女友,姐夫陪着姐姐回家,欢聚一桌,其乐融融,好不热闹的一大家子。 可是,谙知我家内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连儿,对我们两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于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难的日子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几位校医突然进屋来给我注射针剂,几乎是同时,来人把我丈夫蒋叫了出去。见此情景,我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过了一会儿,蒋回屋来对我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听到丈夫亲口告诉这个噩耗,连日来那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时间化为乌有。此时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镇静,也未昏厥,只是头脑里一片空白,丧失了思维能力——似乎时间停止了,空气也凝固了。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只是呆呆地望着周围的人们。“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来吧!”同事大声喊道。在众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终于哭出了声音;但由于大夫事先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 十一 ) ( 十三 )( 十四 ) 自从4月15日北京发生学潮,连儿显得特别关心,每天下午放学后,他从人大到北大到清华观看抄写大标语、大字报,在几所学校里来回穿梭,回家后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他的见闻。4月19日晚上,他听说大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一定要去参加。我们说太危险不能去,他说他就去看看,到了那里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我们还是不放心,结果由他的姐夫陪着他去。 我们的儿子最担心的是广场学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着我们深夜独自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大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头班公交车赶回学校上课。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校门口设立了一个《北京之音》广播站,...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六四”二十五年后,我静下心来回顾连儿短暂的一生,感到这孩子到人世间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后期,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运年代。整个八十年代正是他从儿童嬗变为少年的时期。那十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在近现代数百年间难得的幸运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言论开放、管制宽松。人们渴望变革、毫不掩饰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 连儿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像海绵一样吮吸着新思想一天天长大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教授美学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学,最先接触各种西方舶来思想。人民大学校舍紧张,...
美国之音: 天安门母亲和中国梦 丁子霖 说:“今年公开信,你看第一个不是丁子霖,是尤维洁。她是我们群体找到的第三家。今年这个事情,我不能给你们挡在前面了,你(尤维洁)是第一个,你要有思想准备。5月31日,中英文同时公布, 中国人权 帮我发新闻稿,帮我们翻成英文,你(尤维洁)就要准备接受采访了。”
中国人权 获悉: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当局阻止“ 天安门母亲 ”群体的重要成员 丁子霖 与她的丈夫 蒋培坤 在“六四”纪念日前返回北京。 消息来源说,家在北京的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老家,他们原准备于5月7日返回北京,但5月4日北京国家安全局人员通知他们:6月4日前不得回北京,6月5日方可随国安人员一同返回。 1989年6月3日夜晚,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当时正上高中的儿子 蒋捷连 在当局镇压中中弹身亡。多年来,每到“六四”之际,他们夫妇都会在家里或在儿子遇难的木樨地举行悼念仪式;这是他们25年来第一次无法在北京悼念儿子。 近来,...
一、中国当局不让斯诺夫人看望丁子霖 3月31日,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将於4月1日上午11点赴中国人民大学看望“六·四”死难者母亲丁子霖教授。听完广播我很兴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位美国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们夫妇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年象我这样的人几乎都读过,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对这对美国夫妇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丁子霖嘛,她是我近年来结识的朋友,而且是与我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位朋友,我们两家的孩子都是在“六四”惨案中被政府的军队无辜杀害的。这次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丁子霖教授,...
这些年来,每逢农历清明或“六四”周年,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一个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校友林昭,第三个就是我的儿子蒋捷连。 他(她)们不是同代人,却死于同一个时代——廿世纪后半叶。顾圣婴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而我的儿子蒋捷连则被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 “文革”结束,顾圣婴和林昭先后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平反昭雪”,而导致她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那些人,却似乎并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至于我的儿子蒋捷连,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也已有十二个年头,但至今沉冤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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