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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

2012年07月03日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最重大的文化现象,就是中国文化——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伟大的文化之一——的沉沦和衰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这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洋枪洋炮之取代大刀长矛,如无线电码之排挤驿马一样。

起初,士大夫们试图抵抗,“保国保种所以保教”。 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士大夫们虽然痛苦地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来临,但仍然固执地相信,中国的落后在器物而不在精神,在技艺而不在人心,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本所在,是中国可免亡国灭种、不致分崩离析的最终保证。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是全世界的福音,因为它给未来的人类留下了以中补西、以圣人之道匡正世道人心的精神资源。

在士大夫们竭力进行文化自保之际,洋务自强、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共和建国等诸次运动被普遍认定为“失败”。急功近利、好走捷径的人们囿于一时一事之失,一遇挫折便自认失败:甲午战败,则谓洋务运动失败;国会不能即请即开,则谓君主立宪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则谓共和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南北分裂,则谓宪政建国失败;如此等等。后来者吹求苛责先驱者,并夸大其词将当前困境归罪于前人的失败,这已经成了中国政界、思想界对近现代史的既定叙事公式。

孔子雕像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前。摄于2011年1月,照片来源:美国之音

对于近代化运动的持续失败,需要一些新的解释,需要向更深远处找寻“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在士大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被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认定为就是中国文化——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说,孔门儒学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而现行政经体制和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反倒只是“枝节”和“恶果”而已。“共和立宪制”与“名教”“礼教”不可并存,此即“新青年”们“最后觉悟之觉悟”,如此则“尊孔”=“专制”=“复辟”无疑。孔孟儒学、古代经典、纲常制度、朝代历史、社会习俗……这些东西被指控为应该对近代中国的可耻失败及其一切悲惨后果负最终责任,孔子应该和慈禧太后一起对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负责,也应该和袁世凯一起对中华民国的分裂和衰败负责。半个世纪之后,孔子还将和林彪一起对人民共和国乌烟瘴气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负责。

“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反传统,其间虽也激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但那只是微弱无力的杂音。“五四”反传统的基本理论可以简单归结如下:中国之所以不如西方且败于西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乃在数千年前就种下祸根,大败局是由传承不绝的“旧文化”、“旧道德”所注定,是由积重难返、近乎遗传基因的“文化根性”、“国民劣根性”所决定。那么,欲振兴中国,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与中国文化一刀两断,“打倒孔家店”,创造新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一点文化种族主义的味道——只不过它的“种族歧视”是逆向的自我歧视。

主流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充满了鄙夷和不屑,有些人把中国文化骂作“茅坑”、“毒药”、“僵尸”,有些人把儒学称作“牢笼”、“桎梏”、“锁链”,有的人指责五千年历史一无是处、二字蔽之曰“吃人”,有些人主张烧尽经典、不读古书、废除汉字、改用洋姓、改学世界语。发表这些偏激意见的既不是无知的愤青,也不是通常所谓的“极端边缘人士”,而均是开一时风气之先的主流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这一点上,以“新文化运动”为先锋的中国启蒙运动似乎也与以文艺复兴为前锋的欧洲启蒙运动拉开了距离,欧洲人的启蒙是越过中世纪直接求教于古希腊经典,中国人的启蒙则是越过中世纪直接声讨古代圣贤。

义和团使用的一面战旗。照片来源:JJ Georges

中国文化的困境并非特例,而是所有非西方文化进入近代世界的共同处境。现代化=西方化?“普世价值”=西方价值?这样的疑问,一直在非西方世界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弹,也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之一。一方面受到现代化的极大诱惑,另一方面又强烈不满于西方的强势,这使得人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很容易陷入急躁、摇摆和偏激。义和团狂热反西方,“新青年”彻底反传统,毛泽东时代既狂热反西方、又彻底反传统,此三种态度为近代中国对待传统和西方的典型态度,然皆不可取,毛主义尤为不可取。若仅以现代化、民主化为尺度,则中国文化的确不足与西方文化等量齐观。中国文化之所以曾经遭到“新文化运动”的讨伐,又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先进分子”们群起鄙视乃至仇视本国古代文化,一个可以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正在于中国文化未曾催生现代科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也未曾产生民主与宪政。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认为,只要仍然保留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就绝对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

但事情并非如此。没有原创性地产生科学与民主是一回事,能不能容纳科学与民主,则是另一回事。中国文化诚然有诸多的毛病和缺陷,我们甚至不妨承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比西方文化为劣,并默认西方人那种上帝特选民的文化优越感——只要不是太过分,但是,中国文化不同于以原教旨教义为准则的一神教文化,早在孔子的时代,它就经过了世俗化、脱魅化,它是属于人而非属于神的,现世的而非天国的,可践行的而非乌托邦的。自孔孟以来,中国文化一向不排斥宗教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如果中国文化在现代化、民主化的漫长过程中成了障碍、有了恶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吸收、调适以使中国文化适应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发展,这条道路其实一直都是广阔而通畅的,而断不至于非一刀两断予以“打倒”不可。

就人们通常所指责的儒家文化对民主宪政的妨碍:“三纲”伦理教条是为君主专制张目;对人本、德治、仁政、王道、圣人之治的美化,与民治、法治的观念大相异趣;对忠孝、尊卑、等级、秩序、礼制的过分强调,与平等价值相悖;重义务、轻权利的中式传统,或与人权、公民权的普世主张不尽符合……然究其实质,这些东西有些不必“打倒孔家店”就可以将其瓦解,如“三纲”(实际上“三纲”与孔子无关,其源于法家韩非子),有些可以作出适合宪政民主的新阐释,如礼、恕、忠、孝(基督教“十诫”同样要求“孝敬父母”,对父母、师长、上司的尊重和爱戴——只要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诚然于健康社会无害),另一些东西则原本就于宪政民主有益,如人本主义、德治思想、义务观念。

而至于文字狱、酷刑、株连、太监、裹脚、纳妾、“封建迷信”之类的丑陋现象,其与中国文化有关,但并非儒家文化系统的决定性事件。西方文化中也曾经有过相似的或者更加严重的同类丑恶现象,比如妇女束胸、十字军东侵、宗教裁判、火刑、贩奴、集中营等等。所以,“礼教吃人”之类的文化指控言胜于意,并不足以作为否定儒家文化的依据,正如“教会吃人”或“现代性杀人”之类的指控不足以构成否定基督教文化与现代性的根据一样。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民主化的关系千头万绪,情形非常复杂,远不是“适合”或“矛盾”几个简单词语所能表达,也不是“打倒”、“革命”或“保守”、“复兴”几个简单措施所能解决。中西文化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差异:大刀长矛与飞机坦克有先进落后之分,此为程度上的差异;刀叉与筷子无先进落后之分,此为种类上的差异。第一种差异可以因苦学猛赶而缩小,第二种差异则应放任自流,使其多元共存。但自中西接触、中国进入近代世界以来,人们往往混淆了这两种差异,导致诸多无意义的中西比附,更滋生出若干夸大其词的中西对垒。

前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拿着英语版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照片来源:维基百科

就实质而言,中国文化是否支持“普世价值”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激进反儒反传统者,中国特殊论者或西方特殊论者,“亚洲价值”论者,以及中共政府目前的官方观点(温家宝的个人表述除外)均不乐意承认有所谓“普世价值”,但这些观点大概站不住脚。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对价值系统的表述与论证形式各异、各有侧重,但人性是相通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基本价值是普遍的,“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自由、平等、公正、仁爱、善良、诚信……既是西方人之所欲,亦为中国人之所欲。特殊的人性只可谓之个性,特殊的价值则无所谓价值。比如当今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徒具“中国特色”,其实既与中国无关,亦与价值无关。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五常”也是普世价值。民主是普世价值,民本亦是普世价值(一些论者认为儒家“民本”、“民贵君轻”与民主概念完全不同,有“本质区别”,这有夸大其词之嫌。若以民主指雅典式直接民主,则其与“民本”大异;若指近代的代议制民主或宪政民主,则与儒家民本主义完全可以兼容互包)。耶稣“己所欲,施于人”是可谨慎奉行的道德黄金律,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可以无条件终生奉行的道德黄金律。在落实普世价值、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本不必成为障碍,完全可以化为资源。

自托克维尔、韦伯以降,人们普遍认为,与法律、政制相比,文化的基础性地位更加重要。若得文化之助,现代化、民主化事业自当事半功倍,但文化是演化生成而非人为创造,是人们世代累积的结果,破坏易而复兴难——绝非某党借一纸中央全会决议而可以轻易“构建”者。所以,在落实普世价值、推行现代化民主化转型之际,尊重先辈、善待传统、爱惜文化,这是一种最为可取的文化态度。

杨光,本名吴俊,1965年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县。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6至1989年就职于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数学教员。198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旋即因受学潮和六四事件牵连而丧失学籍并受到审查。1990年在湖北省十堰市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处有期徒刑一年。1991至2006年就职于私营部门,曾担任私有企业高管。2004年起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独立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和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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