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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打工梦

2011年07月18日

近年来,为了保障和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境况,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国家在户籍制度、最低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联合起来,集体抗议资方的霸王条款,但对于普通的打工者,面对物价飞涨,城乡户籍制度待遇的差异,以及屡屡发生的劳务纠纷,他们的生活与10年之前仍然没有多大改善。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他们的所有青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原地踏步的群体

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各国资本纷纷涌进中国,出口工业企业从珠三角开始发展起来。

这些出口工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2009年,中国农民工达2.3亿人,他们之中37.9%从事制造业。这一年,他们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时代》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知名杂志《财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1992至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正是中国农民工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奇迹。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然而,“中国模式”背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008年,中国人均GDP 已达3267美元,但最低工资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只有687元,约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9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417元,但这以超长加班时间为代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占89.8%。6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及福利,他们的权利被人为压低,他们议价的空间被压缩到最小,他们原子般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 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尽管早在2001年,有关部委便联合发出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收费,然而,撼动限制着农民工流动自由的制度沉疴,则要等到两年之后,一名大学生的悲惨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这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曝光后,民众愤怒声讨,3名博士、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6月,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废除。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一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块钱,外来工月薪在600左右,长三角地区略高。工资不仅超低,需要以加班来获取,还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资的最大祸首,仅2001年各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660.75亿元。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国各行业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之后,政府才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

次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2009年,患肺尘病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在维权无门后,只能跑到医院,“开胸验肺”,才最终引起关注,获得赔偿。职业病顽固的维权之门,因为一个农民工的悲怆之举,才艰难地得以开启。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0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后罚钱。”

“中国的社保像是在抢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积月累的制度剥夺。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这之后,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如果终止劳动合同,他们能拿回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学者刘开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收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有300亿以上。直到2010年,他们才能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不能退个人所缴金额。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神。

闲暇时光,他大多在老乡范大叔家里打牌,或是看看电视。可是电视越来越不顺眼,他觉得“新闻联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闻”。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还是那个命。”

他指了指身边 80岁的范大爷。范大爷耳背,没有任何的保障,靠着57岁的儿子赡养。儿子范大叔进东莞10年来,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废品为生。范大爷呆坐在小凳子上,烤着炭炉度过漫长的冬天。保君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未来。“东莞只是一个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他在小卖部里和母亲吵了起来。过去10年,他的父亲在工厂做保安,母亲是清洁工,辛苦攒了3万块,回家打个地基就没了。她希望儿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愿。“谁想回去住!”张柱厌烦母亲的牢骚,他希望母亲把钱拿出来,支持他创业。

“他们这一代人,赚一分钱就想把它埋到房子里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变成两分。”张柱看人的眼神坚定,毫不闪躲。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5月,广东南海。一群本田工厂的年轻工人行动起来了,因为不满过低的工资待遇,罢工抗议,要求与资方谈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革薪酬机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后,工人有条件复工,推举出一位代表,并组成谈判代表团。代表团在网络发出公开信,要求资方同意召开员工大会,要求由一线员工选举产生工会等,并声明若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在3天后再次罢工。他们写道:“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反抗中国劳资双方的不平等。他们打破了群体的沉默、无力与沉沦。

同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惟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